中国经济论文发表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经济论文发表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经济论文发表篇1
浅析培育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对策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达到65%左右的水平(-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
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
我国已经承诺在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
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
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
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
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性功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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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发表篇2
浅谈中国经济新动力源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构想正在形成新的战略驱动力
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战略构想和战略上的谋篇布局正在形成新的发展战略制高点和战略驱动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谋划新格局，在经济、政治、法治等领域开辟新境界。经济自身有其独特的规律，当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与之相适应的各种要素也聚集到了一定边际和临界点，再聚集就可能出现乱象，这时候就必须在战略上做出调整，尤其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平台期。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出现飞跃。而这一轮经济发展的战略动力恰恰来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调整。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来，在战略上为新的发展要素开辟了空间，创造了条件，产生了强大的战略驱动力。
今天在新常态下的战略调整非常像改革开放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调整。这种战略调整在一段时间进行消化后，将形成激活新的发展要素的综合推动力。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改革描绘了蓝图，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发展制定了法治框架，加上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方面构成在原来基础上的新的战略调整和谋划。它的政策聚合效应和功能将逐步显现。随着改革向深度推进，可以预计将产生新的发展动力，就像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开放产生的政策效应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将释放出巨大的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战略动力。
政治环境的不断优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政治动力
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的发展清理了空间，并正在形成进一步推动发展的新的政治生态，从而助推经济进一步释放活力。
腐败是一种严重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政治毒瘤。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官员在干事的同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想办法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寻租和舍租，而商人也在想办法为自己的发展寻找庇护，想办法去贿赂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为自己的商业活动寻找便利。
这种情况看似官商双方都得到了好处，经济也发展了，但其实是一种假象。官员不是想办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经济主体创造条件，而是想办法为自己的利益去干事，试想政策环境怎么能得到改善?商人不是想办法去经营，而是想办法去贿赂官员，企业的创新和潜力怎么能够实现?商人大量的时间用来和官员吃喝拉关系，哪来的时间和精力搞好企业的节约、改造和创新?官员大量的时间用来和商人勾结，哪有时间和精力为众多需要提供政策服务的百姓服务?这种现象势必导致多数企业主都想办法去贿赂官员，从而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加大企业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这种腐败不下大力气铲除，交易成本将会居高不下。因此，重拳反腐是经济发展的利好消息，它将进一步清理政治环境，改善政治生态，为经济发展创造风清气正的生态环境，进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企业成本，为经济发展注入政治动力。
结构调整给经济增长带来结构性动力
经济结构调整就是淘汰落后产能，以新的低能耗、低污染、高科技含量、高劳动者素质的新型企业来取代落后的企业。这在发展战略上是没有错的。但是，结构调整也确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甚至还有相当长的阵痛期。
从劳动者角度看，劳动者必须适应新的产能对知识、技术和能力等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抓紧提升自身的能力和从事更高级劳动的技巧，他们就会被淘汰。要想适应新的劳动状态就必须学习、培训和提高，而这又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企业来说，落后的产能被淘汰了，新的设备和生产线引进了，一系列新的生产知识、规章制度都需要熟悉或逐步建立，这也需要时间进行消化和更新。从一般意义上说，所有的新生产线都需要知识结构和规章制度的更新，而更特殊的产业和行业，更需要包括转变思想在内的全方位的变革。
这一切都会给结构调整带来时间成本，旧的落后产能所留下的增长空间由于新产能一时还没有马上补上，所以就会出现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随着调整阵痛期的逐步结束，企业转型和劳动者自身转型成功，新的靠劳动者素质和科技、金融等方面驱动的创新以及相关调控措施的出台，新的发展要素正在不断聚集和形成。新的结构将产生新的功能，因此结构调整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结构性动力。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今天，随着西方经济不景气，外贸拉动经济的动力在减弱，而再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显然已经不太现实，所剩下的增长动力就是消费拉动。我国的市场大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的消费力强，但是从收入结构看，相关统计表明，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为的23倍，直至目前，收入差距还成扩大之势。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75，而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援引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接近容忍的极限。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中国因此成为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之一。
收入结构的不合理势必带来消费结构的畸形，要使得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就必须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报告中要求“初次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可见党中央对分配公平性的重视程度。 初次分配重视公平，就要落实好两个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落实中就是要：充分利用税收等二次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各项社会保障资金需要。因此，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更多关注大多数劳动所得。使中下层收入水平的百姓手里有钱，敢于消费，有能力消费。从宏观层面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必然产生积极作用。
综合配套改革措施提供了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和内涵增长的动力
在金融政策上，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优化信贷结构，通过正向激励措施，促进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更多投向“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为稳定经济增长、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就业创造良好金融环境。发挥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有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在科技政策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推动大多数科技力量进入市场创新创业，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完善科技立法，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金融和科技是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有了金融政策和科技政策的改革，随着这些综合配套改革措施的到位和落地，中国经济发展就有了金融支持和内涵增长的动力。
外交政策的新举措为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国际空间
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建立在“亲、诚、惠、容”新政策措施基础上的周边外交关系，为中国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空间，如“一带一路”，“互连互通”，惠及周边，又启动了新的发展要素。尤其是“一带一路”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承载着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建设“一带一路”，是以同志为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对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国际金融战略和措施的创新为发展开辟了新的增长动力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是为亚洲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投资融资方面的便利，有利于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为了支持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有利于与现有的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相互补充，为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建设性平台，也有助于提高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存在一方主导而另一方次要的问题，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
与“一带一路”的中国国家战略配套，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承启内外，形成内外互动的发展格局。对于提高中国的资本、工业输出力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能力，提升中国的经济话语权，统合国际社会经济战线，争取国际资本与中国的合作，提高中国资本号召力等具有重大作用，其意义不可估量。
军事领域的反腐与军事思想的创新，为发展建立了坚强而有力的保障机制
国家要强大，离不开军队的保驾护航，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国际化，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投资日益活跃，使我国的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倍受瞩目。要保证海外利益的安全，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防。
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军事领域发展变化广泛而深刻，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场军事领域发展变化，以信息化为核心，以军事战略、军事技术、作战思想、作战力量、组织体制和军事管理创新为基本内容，以重塑军事体系为主要目标，正在推动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罕见。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与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发展变化相互呼应、相互影响。
以来，以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军队系统和军事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令人印象深刻。以刮骨疗毒的决心整治腐败，以能打仗，能打胜仗为标准改革军事，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理念不断强化，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打下坚实的军事保障基础。
党的强大而有力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赢得了民心，为发展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引领中国发展的“中国梦”，既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又为中国的发展、崛起和复兴导引了方向。以为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以励精图治、夙夜在公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和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领域的新举措，为国家发展规划了蓝图。尤其在治党方面，从作风建设抓起，落实“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重整官场风气;强力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抓大不放小，几十上百位省部级以上腐败官员被查处，深得民心;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党员干部真正回到群众中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重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使其对党有信心，对反腐有信心，对未来有信心……
在以为的党中央带领之下，中国共产党正在回归“原点”――回到群众当中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建设领域呈现出来的崭新气象，重新开掘了凝聚党心民心的力量之源，更加夯实了社会和谐稳定的执政之本，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更加紧密。这一切将使这种精神动力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