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近代史论文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是指中国经济从组织上、体制上、市场的角度全方位的开放。这是中国经济近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经济近代史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经济近代史论文篇1
浅谈30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
摘要：30年来，学术界在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领域蓬勃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学术观点。主要表现在区域划分及其研究方法、乡村自然经济解体与乡村经济生活、乡村土地占有关系、乡村农业发展等方面，相关研究注重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日益呈现出近代乡村经济演变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30年;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
在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方面，20世纪前半期学界曾做出了一些积极探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1949年前的乡村经济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深入系统的学术性论著还较为欠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80年代以前，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进展不大，多是一些经济资料汇编，对乡村经济的深入阐述尚不多见。特别是““””时期，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几近空白。1980年以来，乡村经济史的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除一批区域经济资料陆续出版外，各省区通史或断代史、特别是近代史的研究著作陆续出版，一批总论性和专门性的近代经济史论著陆续面世，尤其是有关近代乡村经济史的论文大量刊发，呈群山峰起之势，不断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
一、“区域”划分及其研究内容和方法
1980年以来，学界对近代乡村经济的演化轨迹进行了深入考察。从事于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应该怎样选择要研究的区域，各经济区域应如何划分，研究内容需涉及哪些内容?李金铮撰文对以上问题作了清晰的解答，他认为对经济区域的选择，主要受四种因索的制约：此区域要是一个内在联系紧密的社会经济综合体;此区域要体现时代特色;研究者对该区域的当代社会经济有较为充分的认识;有丰富可信的史料作保证。对于经济区域的划分，他认为从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及政治环境等因素出发，将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相同或相似的区域作为进行研究的经济区域。在较大的区域内，又可分出相对较小的区域。同时，要重视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不能就区域论区域。[1]张建民指出，社会经济史的区域研究不能停止于就区域论区域，但必须从全面、深入研究某一区域出发。有别于以官方或社会精英话语为中心的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的民间文献的搜集、利用，可以弥补以往“大历史”、“宏观叙事”类研究中普通民众声音缺失、对基层社会如何运行不甚了然等不足。民间文献与传统文献、官方文献相互补充、参证，才可能获得对社会经济史相对真实、完整的理解。[2]
二、近代乡村自然经济解体与
乡村经济生活对于外来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传统自然经济二者的关系，传统观点多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对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造成了强烈冲击，中国乡村自然经济因难以抵挡外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猛烈冲击而日益解体。
1980年以来，学者通过对乡村经济演进的深入考察，对近代乡村“自然经济解体说”提出质疑。陈钧通过对近代湖北自然经济解体进程的考察，揭示外来资本主义对湖北自然经济影响的不平衡性，有的地区受到外来冲击较大，有的相对较小，有的地区则没有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影响，仍保持着传统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20世纪30年代的湖北农村，从整体上看仍处于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经济状态。[3]秦晖通过对清初至民国时期关中农村经济状况的深入探究，质疑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说的普适性。他认为关中地区地权的分散化和租佃率较低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清代关中存在着自然经济化的趋势，其“商品经济”大多并非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而属于“卖炭翁”型的“商品经济”甚至“自给而不足”的“前自然经济”类型，近代关中经济的演化趋势并非自然经济解体化而是相对自然经济化趋势的加深。[4]
近代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状况，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学界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并提出了一些颇具启示性的观点。何一民通过考察晚清四川人口与耕地的发展状况，认为由于人口增长和耕地增长比例失调，给人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土地兼并使部分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而无论是继续留在土地上的农民，还是离开土地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都较过去下降，加之超经济的沉重剥削和频繁的自然灾害，晚清四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5]张玮通过阐述“边缘地区”晋西北农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家庭生活，认为革命与日本入侵使传统的小农生产和生活状态发生变化，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呈下降走势，中共对整个经济资源的动员与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对“地主阶层”施加了巨大的冲击，其经济地位与生活水平被极大弱化。[6]小田考察了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的关系，认为近代以来江南农民在庙市上的交易行为，是他们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时所作出的艰难抉择，庙会这种原始短期的地方市场，对农民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危害。[7]王加华对近代江南农民生产与乡村经济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阐述，指出基于农事周期的考虑，近代江南农村男女劳动力呈现出一种季节性分工与协作的模式：农忙期问，大田劳作主要由男子承担，女子间或性参加;农闲期间的手工业生产则主要是女子承担，男子处于一种相对次要的地位。一年之中，男女劳动力投入呈耦合态势，共同维持着家庭经济的正常运转。[8]
三、近代乡村土地占有关系
在论及近代乡村土地占有状况的演变时，传统观点多认为在近代中国乡村，土地愈益集中，与之相应，失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如有学者认为至1927年前的近代安徽乡村，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仍在继续，突出表现为土地的集中化有增无已;[9]有人认为鸦片战争后阶级分化和土地集中过程较战前更加激化、剧烈。[10]有学者认为近代乡村同时存在着土地占有的集中和分散现象，论述侧重点在于土地的集中和土地占有制度的不合理性。朱玉湘通过对近代中国土地占有状况的考察，认为中国近代土地占有关系存在着区域不平衡性，南方水耕地区比北方旱作区土地占有更集中，在一些地区土地集中的同时，另一些地区土地趋于分散化。他侧重指出近代中国土地占有的不合理性，认为土地的集中并不是自由买卖的结果，而是土地占有者以借债和租地为诱饵，乘人之危压价收买、讹诈骗取、依仗权势等强取豪夺的结果。[11] 近年来，学者逐渐重视运用地方档案和实地调研方法，考察中国近代乡村土地占有状况，更多描述和阐释了土地占有分散化现象。史志宏通过分析民国时期河北省清苑县4个村庄的统计资料，指出华北平原的土地在各阶层之间相对分散化，地、富土地占有比重的下降幅度与中农占有土地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当，呈现乡村社会土地占有“两头下降，中间上升”的现象。[12]张佩国考察了清代至民国初年山东农村土地占有权分配的演变，指出此一时期山东农村的土地占有格局基本上呈现了由集中到分散的总体趋势。[13]罗衍军分析了民国时期华北乡村的土地占有状况，认为与以前相较并没有明显的集中化趋势，而是趋于相对分散，乡村土地资源的主要拥有者为处于中间阶层的中农，并从灾荒对乡村上层土地扩张的制约、乡村上层的分家析产、匪乱对富裕者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对之进行阐释。[14]
还有一些学者将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置于具体的时空中进行比较分析，阐述近代乡村土地占有集中化与分散化的互动关系，以实现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结合。许涤新、吴承明对近代中国土地占有状况进行了分时段、跨区域的系统考察。[15]夏明方将近代中国的自然灾害与土地占有状况的变动相联系，阐明与灾荒时期的土地集中化趋势同时并存的是土地占有的分散化趋势。[16]
学界在阐述中国近代乡村土地占有状况时，之所以认识明显相异。大致可归于以下几点：其一，有学者主要从革命领袖的论断和革命史观出发而非从历史实际出发来分析乡村社会的土地占有关系，并简单认为土地占有状况愈集中，民众所受压迫越重。其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明显的大国，由于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人口、经济和政治状况不同，其土地占有状况也因之迥然有别。学者由于研究区域有别，描述和阐释自然也各有千秋。其三，即使研究同一区域的土地占有状况，因不同学者在研究时选取史料的不同，其结论也会不同。其四，即使运用同一史料，由于不同学者主观认识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因之，学界一方面应注重对不同时空的乡村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注意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另一方面必须综合运用各种相关资料并重视进行实地调研以更全面客观反映其时乡村社会的土地占有状况。
四、近代乡村市场、赋税与借贷
自鸦片战争开始，伴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而来的是其资金、技术等物质要素，进而对市场这个中国传统经济领域的重要元素产生影响。在市场化成为潮流所趋的近代世界中，近代中国乡村的市场发展处于何种程度，西方外来资本、货物等对区域市场的影响应如何认识?学人对上述问题各抒己见，形成了热烈的争鸣局面。
一些学者对近代中国乡村市场的发育程度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慈鸿飞通过对大量文献数据的分析，指出在近代中国集镇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而大力发展集镇经济，正是在近代中国农村进行经济转型，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途径。[17]在另一篇论文中，他通过对20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晋、冀、鲁)农村商品的长距离贸易、地方市场贸易、农村集镇和农村资本市场发展的阐述，揭示20世纪前期华北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农民私有产权的建立。[18]龚关运用地方志资料，论证了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华北集市的发展表现为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加，集市网络层级结构更加分明和集市功能的重大变化。[19]
另一些学者则对此不表认同。王庆成对近代集市数增加与农民自主决策权相关联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晚清集市数的增加更多表明的是在人均耕地减少、贫困度增加的状况下，农民为维生更多地利用剩余人力以发展低成本的各色家庭工副业所导致的结果，并非自由市场制度和农民的自由选择所造成。 [20]夏明方通过对近代农村市场发育性质的分析，与王庆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认为近代华北农村市场，既非“发展论者”所断言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亦非纯而又纯的自然经济，而是一个由无数的几乎是千人一面的贫穷农民所组成的自由的高度竞争的市场，这种市场之所以呈现出类似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形式，恰恰是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劳动力奔向同一市场造成的结果。近代华北的农村市场，固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抑制垄断，却也阻断了绝大多数交易主体走向富裕与发展的道路。[21]
近代乡村赋税和乡村借贷是乡村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学者对此多有论及。张佩国通过对近代山东征税体制与村落权力结构关系的分析指出，为通过征税系统实行国家权力对村落社区的统治，晚清和民国政府不惜任用土豪劣绅、盗匪恶霸充当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人员，此种征税体制使得对乡村的掠夺远远超过建设，基于征税、摊款所产生的官民政治冲突，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22]针对学界近代中国乡村借贷属于高利贷盘剥的传统观点，温锐对20世纪初期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状况、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考察，认为当地的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20世纪30年代前后边区兴起的乡村社会革命， 对农村民间借贷取一概废除和严厉打击的政策， 结果农村告贷断绝，农民不但无法得到解放， 反而有进一步遭受市场竞争中实际存在的“不等价交换”规律的挤压之苦或有加速破产的可能， 整个社会的发展亦受到影响。[23]李金铮将中共革命政策对民间借贷关系影响的考察置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认为中共革命策略的实施减轻乃至废除了长期压在农民身上的债务负担， 但同时造成了农民的借贷困难，体现了革命策略与承继传统的内在矛盾和困难选择。[24]
五、近代商人、钱会与乡村经济变迁
商人无疑是近代中国参与经济活动最积极的一个群体，对近代商人与乡村经济变迁的关系进行研究，显然有其必要性。张静以山东潍县帮商人为例，分析了近代乡村商人阶层的崛起及其社会经济影响，近代潍县新式商人已不同于传统的基于血缘性宗族关系认同的旧式商人，他们已开始了向以地缘、行业为联系纽带的潍县帮商人群体的转化，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商人资本在地域上的拓展、行业上的渗透、区域内外商人群体的联合以及商人的兼业现象等。[25]刘强、刘正刚分析了清代粤商在山东的经济活动，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26]陈炜独辟蹊径，对以往学界甚少涉及的近代商人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家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剖析，认为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小农经济的变迁离不开活跃的商人和民间自由贸易。商人利用资金和技术产业的双重优势，深入民族地区开发当地经济，引发了少数民族家庭经济生活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少数民族地区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27]对商人在近代中国乡村的作用，学界多持肯定的观点。 钱庄、钱会在近代乡村经济中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近年来学人撰文对此进行了一定阐述。刘克祥认为鸦片战争前，农村钱庄依稀出现，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农村钱庄业全面形成，迅速壮大，1921-1931年间达于高峰。20世纪30年代，由于东北沦陷、银行势力不断向农村扩张和币制改革全面推行并最终完成，农村钱庄失去生存空间，急剧衰落。[28]胡中生根据会书资料探讨了徽州钱会的类型与基础、生存状况以及对徽州社会的影响，认为钱会是乡村社会中一种集体性的互助行为;钱会也是事业经营者常用的融资手段，通过钱会的融资，可以扩大事业经营，扩大家族经济;宗族建设尤其是需要大额资金的祠堂建设往往也利用钱会来融资。[29]单强、昝金生撰文对传统金融组织“合会”在近代江南农村的演变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会在近代江南农村发挥了积极作用：合会把农民手中分散、零星的资金会聚起来，供急需者集中使用，充当了农民的“公共基金”;合会成为部分农民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融资渠道;合会成为农村基层社会重要的经济互助组织。[30]
六、近代乡村农业、手工业发展
郭松义通过对清代山东、河南、直隶、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等地农作物种植和生产情况的分析，并与江南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与南方稻作区相比，北方旱作区的粮食亩产较低。[31]刘克祥分析了1927—1937年各区域的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认为在此期间全国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呈继续恶化态势，自然灾害频繁，农业收成不稳，土地产量起伏波动，但均低于“常年”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农业生产并没有重大发展。[32]传统粮食作物之外的其他作物的种植与生产也构成为近代乡村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学熙对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蚕桑生产是无锡近代社会经济演变过程中影响特别深远的产业部门之一，它增加了无锡农民的经济收入，活跃了农村经济，促进了粮食作物的稳定发展。[33]小田对竹笋、枇杷、苜蓿等特种产品在近代江南的种植、生产、销售等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近代江南乡村，特种产品扩大了农民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收入，实现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34]
近代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必然要对周边地区的作物种植产生一定影响。成淑君考察了近代天津城市发展对周边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影响，并将其与整个河北以至华北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得出距离天津较近地区的经济作物占总播种而积的比例方面总体而言并不如整个河北地区的结论，认为这些地区陷入了发展机遇与农业生产条件相对恶劣制约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无奈境地。[35]王宝卿对明清以来美洲作物在山东的引种推广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美洲作物的引种改变了北方的饮食结构，改善了食物短缺的压力，粮食产量得到提高，耕地面积增加，美洲作物的销售使中下层农民的生活处境得以改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土地占有的分散化。[36]
在近代乡村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仍然固守传统种植品种和种植方式的同时，另一些区域则在农业领域进行了一定的品种和技术改良工作。有学者就近代山东黄河三角洲的棉业改良进行了考察，指出近代黄河三角洲在选育棉种、进行棉花栽培试验等所进行的棉业改良，不仅对黄河三角洲，而且对山东、乃至全国棉作产生重大影响。[37]李平生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山东蚕丝业改良状况进行了考察，指出这是山东社会由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组成部分。[38]王笛对清末时期的四川农业改良进行了阐述，认为清末四川农业改良表现在农业知识的传播和农业教育的兴起以及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的实施。[39]
近代农业改良不仅涵盖种子、技术等的改良，而且包括农业模式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冼剑民分析了清代广州城郊农业的生产模式与演变规律，提出以城市市场消费为导向，以供求关系为机制，以产品价值为追求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清代广州城郊农业的特征，这成为中国走向近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新模式。[40]张士杰认为20世纪初，张謇在江苏苏北沿海地区进行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创造性地建立了公司加佃户(农户)的经营方式，并将这种方式纳入了近代大工业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农工商一体化格局，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成功地将传统小农推向了现代大市场。[41]
乡村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经历了独特的嬗变历程。唐文起考察了近代江苏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村集镇的辩证关系，在农村家庭手工业发达地区，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农村集镇也很繁荣;农村集镇繁荣发达地区，农副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比较高，农村家庭手工业也比较发达。[42]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分析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这些新兴手工业的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增加了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发展了农村商品经济，活跃了农村市场，使农村手工业经济结构由传统封闭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加速了山东沿海城市近代化进程。[43]刘华明将近代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光绪中叶之前，农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由充满活力而渐趋衰落;光绪中叶之后，农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严重冲击而处于破产、半破产状态;民国后，家庭棉纺织手工业在艰难中挣扎。[44]刘云波描述了爆竹、湘绣、制茶以及桐油等几种外销型手工业在近代湖南的发展，指出其特点是起步慢、发展快;市场刺激，政府重视;城乡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明显。[45]彭南生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半工业化现象，半工业化是一种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存在的既不同于农村传统手工业，也不同于原始工业化的一种现象，[46]如果将半工业化现象放到明清以来迄今为止的农村工业化的长时段看，近代中国农村的半工业化乃是一条没有走完的工业化道路。[47]
由于学人研究的区域不同，研究所依靠的史料和方法也不尽相同，所以对近代乡村农业、手工业发展状况的认识并不一致，但注重切入历史现场，从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翔实的资料分析中提炼出自己的看法，已逐渐成为学人研究的一个趋向。 七、近代城乡经济关系
近代城乡经济关系是学人相当关注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学人亦见仁见智。
有的学者侧重阐述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互利共生性。戴鞍钢分析了近代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经济演变关系，指出近代上海开埠后，上海的内外贸易和城市经济，推动了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促使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并相应形成几个生产相对集中的产区;与此同时，原先面向国内市场以丝、棉织造为主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发生剧烈变动，呈现转向国际市场、附丽于进出口贸易的新趋向，农村经济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这些变化反映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了近代都市和周边农村的互利关系。[4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晚清租界与上海农村的关系，指出19 世纪70年代后以租界为主体的由近代工商业、交通业等为主干的上海城市经济的较大发展给农村的社会生活、经济结构乃至生产关系带来冲击和变化。众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既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市场，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也有明显改观。[49]
有学者在指出近代城市发展对乡村所起作用的同时，侧重于强调近代城乡之间的制约与对立性。唐文起、林刚通过对1927—1937年南京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腹地关系的考察，认为南京周边农村的生产水平和消费状况对南京城乡经济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南京附近的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南京市区的巨额需求，迫使南京与农村的经济联系远远延伸到行政区域之外;贫困落后的农村使城市工业品市场极为狭小，无法为城市工业形成一个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因其时南京在本质上是消费城市而非工业城市，不可能通过城市工业来支援、带动农村腹地发展;农村腹地的落后，又从根本上限制了城市工业原料的来源、产品的销路和资金的积累，使得工业不能健康发展。[50]任银睦通过对近代青岛城市发展与腹地农村社会经济演变的分析，提出青岛开埠使得以棉花、花生为代表的经济作物得以进一步推广、林业发展、人口向东部沿海迁移，这促使山东农村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而随着青岛城市发展导致的对山东农村的拉力作用又造成“文明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之间的尖锐对立，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51]
学者之所以在对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看法上出现歧异，主要原因在于所研究区域的不同，研究东南沿海特别是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学者，多阐述二者之间的互利共生性，研究其他区域城乡关系的学者则多侧重于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是因为东南沿海的城市因与外部市场联系密切，生产和消费能力强大，因而对周边乡村的发展起到强大的带动作用，乡村亦能因势调整自己的种植业和手工业结构，为城市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这种城乡良性互动是当时的内陆地区所难以做到的，要建设内陆区域的城市，地方政权主要做法即是从乡村榨取经济资源，而这促使城乡之间的分化日益突出。
总体而言，学界对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趋势日益呈现出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并逐步摆脱单纯依据书面文本或经典论述进行研究而不重视实地调研、从历史现场出发的弊端，日益呈现出近代乡村经济演变的真实面貌。但在对书面文本、档案和民间文献资料、实地调查资料的综合运用，跨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如何吸收和利用西方中国乡村研究的最新成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这正是需要学界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和加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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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近代史论文篇2
谈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提出很多年，被誉为“朝阳产业”的旅游业又是我国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所以更应注重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
1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背景。
1987 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首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且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做了进一步的全面阐述。在这一概念提出的基础上，学者们又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做了科学的界定，即“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应在满足当代人日益增加的多样化需求的同时，保证后代人能公平享有利用旅游资源的权力，满足后代人旅游和发展旅游的需求”[1]
。发展至今，旅游业已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作为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旅游业是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最佳载体之一，要想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要要牢固树立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一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促进旅游业能与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和谐发展。
2 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2.1 观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旅游理论界存在着几种很流行的错误观念，严重影响了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典型的几种观念有“：旅游业是无烟产业，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旅游业可以超前发展”“、旅游业是低投入、高产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等。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来看这些观念，我们可以得知：作为一种产业，旅游业也会产生各种废物，对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作为一种复合型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也应该以各部分的协调发展为前提，不能一味追求超前发展;旅游资源尤其是环境资源的消耗也是旅游产品的成本，旅游业的成本投入并不低;旅游的发展直接关系到管理者和当地居民自身的利益，他们参与可以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所以，如果这些错误观念不加以纠正，将严重影响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旅游的社会影响方面的问题。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游客的涌入，无疑促进了旅游地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但同时当地的社会环境也受到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物价上涨、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等问题。另外游客在旅游地旅游期间的行为表现和文化观念在客观上会对当地居民的思想意识及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其中的消极影响在一些大量接待社会文化、伦理观念差异大的国际游客的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而且，国际旅游经营者在接待业务中的一些歧视性安排也会对其接待地产生不良影响，如崇洋媚外思想的泛滥，淳朴民风丢失，扰乱社会治安的现象增多，不正当娱乐行业泛滥等，违背了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这些消极影响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不安定、不和谐，进而危及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3 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旅游产业的综合性以及社会联系的广泛性决定了旅游业的发展对其他部门、行业既有广泛的带动功能，又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需要跨部门、跨地区协调发展。但是目前我国旅游行业的协调能力十分有限，相关的协调政策、法律法规又不成熟，不能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旅游管理呈现管理不力、不规范、缺少权威的混乱局面。另外我国旅游业内部的专业管理人才相对较少，且旅游从业人员队伍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管理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使我国旅游业缺乏整体的规划和有力的宏观调控，管理体制不畅通，这也会严重影响到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4 旅游环境影响方面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旅游管理体制不健全，旅游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旅游发展给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破坏。目前，我国旅游业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有：脆弱的生态系统与旅游需求的快速扩张之间的尖锐矛盾;过度开发和超负荷的游客量使得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我国绝大多数旅游景区的水质、土壤、空气、植被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旅游景区的环境污染很严重;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了旅游地人流拥挤和交通阻塞，不但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而且对外来旅游者的旅游经历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以人造景观的旅游环境中，公共设施乃至名胜古迹被有意或无意损害等等，这些环境问题是有悖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
3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1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主要是以游客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和旅游从业者为本。旅游经营者和政府管理者应该把游客作为上帝来对待，充分了解游客的需求，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尽量使游客满意，并从游客的视角来评价和开发旅游资源，使各种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更加符合游客的审美情趣和心理需求，努力创造充满人文关怀的旅游环境。另外，还要切实维护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各级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尽量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降低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成本;大力改善旅游地的基础条件和配套设施，并制定有效地政策措施，维护广大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为旅游经营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
3.2 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3.2.1 培养决策人员和公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首先决策人员要转变对旅游发展的错误观念，大力提倡旅游业走“大发展、大联合”
的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道路。其次，要通过对公众的旅游观念进行积极地引导和管理，共同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氛围和旅游理念，并使之观念化、持久化。
3.2.2 开发具有特色的高质量旅游产品。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很多是以追求“新、奇、特”为旅游动机，因此，开发旅游产品时应该非常强调突出特色，提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生命力和经济效益。如我们可以增加民俗旅游项目、生产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等，以实现我国旅游产业化。
3.2.3 建立顺畅的管理体制。旅游业是一个综合产业，要建立顺畅的管理体制，旅游业要突破本系统界限，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发展，旅游管理部门也要通过统一化管理，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考虑旅游项目，并通过建立旅游信息系统，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其行业管理职能推动旅游业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
3.2.4 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通过运用旅游高等院校、旅游人才培训中心等途径培育高素质旅游管理人才。旅游管理人才既要符合一般人才的基本要求，还要具备不同于其他行业的专业素质。首先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扎实的基础知识，另外还要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竞争能力、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等，从而全面有力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3.3 落实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旅游业要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也必须要妥善处理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各个利益关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坚持保护与开发相结合，以发展为前提，以保护为支撑，尽量减少旅游环境污染和文物古迹的破坏;坚持发展旅游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并重，充分发挥旅游业“先富民后富财政”的特别功效;坚持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兼顾，将两者有机结合，发挥最大的活力和效益;坚持政府投资与引进外资并重;坚持旅游业统筹发展理念，关注经济效益还要关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顾及当前发展，还要顾及长远发展。要把科学发展观切实付诸到旅游实践全过程，推动我国旅游业开创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1]徐少阳。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现状分析[J].经济研究，.11.
[2] 雷清。 旅游业与城镇化建设互动发展研究———以陕南为例商洛学院[J].价值工程，.09.
[3]陈晓平，葛敏。论科学发展观下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和谐发展[J]价值工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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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近代史论文篇3
浅谈中国循环经济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进步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为此付出着巨大的代价――能源日益枯竭、环境污染严重。所以，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我国应建立并发展循环经济体制，在建立物质、精神、政治文明的同时，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努力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本文对如何加强中国循环经济体制进行阐述，希望能够助力中国循环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中国循环经济体制;环境和能源;可持续发展
引言
如今的我们正处在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然而所有的发展大都是在消耗能源、污染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纷纷开始建立并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起清洁生产的模式，资源循环利用，变废为宝，遵循自然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与此同时，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发展关键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应该在力求发展的同时做好资源环境保护工作，建立并发展循环经济。所以，本文就如何加强中国循环经济体制，详细的从循环经济的含义和特征、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以及对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些建议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帮助中国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及特征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所谓的循环经济就是采用科学环保的技术方法做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生产模式，通过清洁生产、市场管理、社会监督等方式，逐渐形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生产模式，以求达到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生产与生态一体化的发展。在循环经济的内容中，主要分为三个模式――微观、中观和宏观：
1、微观方面，即从企业角度出发。例如，日本的尼桑汽车公司的生产模式就是典型的循环经济模式的代表。该公司深知在汽车制造过程和使用过程中会给地球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所以在制造过程中所选用的零件甚至到整体机型都采用可回收材料，从而降低了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将环境负荷和资源利用都控制在了自然可吸收的水平。
2、中观方面，即从区域角度出发。这主要是指在某一区域内各个企业之间建立起来的互作互利的经济往来关系，即各企业之间相互合作，通过贸易往来将其他企业的废弃物转变成自己企业的原材料加以利用，从而实现材料的高效利用。
3、宏观方面，即从社会角度出发。就是整个社会建立起一种经济循环系统，例如建立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制，全社会人民共同行动起来，把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建立相关部门对垃圾进行回收，使之可以二次利用，或者改造成其他可以利用的物品。
(二)循环经济的特征
1、新的系统观。在循环经济系统中，包括了人、科学技术、自然资源等众多的重要因素，新的系统观要求人们在研究循环经济系统时把人作为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客观角度去分析，做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2、新的经济观。要求人们在考虑问题时不仅要权衡到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到生态承载能力，也就是资源承载能力，只有在承受能力之内才能做到资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新的价值观。大自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必须保持它的良性循环，也就是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科技等，在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到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还要充分重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能力。
4、新的生产观。循环经济系统要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在生产过程中尽量遵循资源合理充分利用、产品循环使用、废弃物加工利用的原则。
二、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我国的资源环境状况也在日益下降。近几年来，资源环境的因素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首先，循环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我国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能够很大程度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目前，我国的资源状况就是人均资源量相对不足，并且资源的开采及利用水平较为低下，浪费情况相当严重。
其次，循环经济的发展还能够防止污染，保护环境。在我国，目前污染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故而利用循环经济的发展去对我国的环境进行净化，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最后，循环经济的发展还是我国应对来自全球的挑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换，增强我国企业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要去变换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使得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得到增强。
三、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现状和遇到的问题
(一)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现状。长期以来，中国都一直处于总体资源丰富但人均资源匮乏的状态，这使得我国人民充分意识到节约资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在建国以后人们已经相当重视对废弃物的回收。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我国开始逐渐建立一些对废弃物回收和循环利用的相关体制，人们更加意识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然而随之俱来的就是大范围的工业污染与资源的大量开采使用，这使得环保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现在对中国来说资源短缺与环境的污染已经成为发展中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和压力。在党的十六大上，确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其中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走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提高资源效率，建立节约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定为经济模式发展的目标。并且中国要在建立起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循环型经济的社会，提高总体生态质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二)中国循环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对我国循环经济体制实施进度的调查和研究发现，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1、没有确立具体的主导机制。就是说没有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机构积极参与的模式;2、没有科学合理的运作制度。与国外制度相比，我国公民没有全部参与进来;3、公众总体素质较低。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循环经济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
四、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建议
(一)形成节约环保的社会风气。各行各业以至具体到每个人都要树立良好的环境与保护资源节约意识，生活与工业垃圾回收改造，循环利用。全民动员积极参与到循环经济的政策中来。
(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进行约束。制定相关政策发展循环经济，努力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可以制定奖惩制度来约束全社会动员起来。
(三)积极借鉴国外成功案例。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更快更好地发展循环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大力鼓励进行环保节约的科学研发。鼓励社会科研人员大力研发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的产品，实现资源最少化，效率最大化。
主要参考文献：
[1]钟袁元，雷鸣，杨春平.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建议[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2]任勇，吴玉萍.中国循环经济内涵及有关理论问题探讨[J].中国人口&12539;资源与环境，.4.
[3]沈铁冬.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及配套措施研究[D].辽宁大学，.
[4]曹旭.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区域效果分析[D].辽宁大学，.
中国经济近代史论文篇4
试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
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性，根据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个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是从去年开始的，大概是到结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一个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从到，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离速增长周期。
也讲了，所谓稳定增长就是保住增长的下限，控制增长的上线，所以在这个周期里面，大体上我们会平稳的保持在7%-8%的增长。但是既然是周期，它也会有上升和下降的阶段，我们做了一个分析预测，大概是这个周期的高点可能是，在可能达到9%的增速，但是以后，大概增速会下降。为什么说最高点在呢?主要几个原因。
1、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步的落实，国家的弪济转型取得一定的成绩。
2、主要领导人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也对立了更强的治国理政的能力。
3、是我们国家的换届年，一大批新的年轻干部上来，他们也会更努力地去发展经济，努力地去工作，所以我个人估计二可能会是一个顶峰。
但是以后，经济会逐渐往下走，这也是正常现象，因为一个是我们的基数大了，我们基本上接近GDP翻两番的目标，基数大了。二是国家的经济环境估计现在是恢复国际经济环境也是有一个变化，那个时候的国家经济环境可能又是处在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环境下。
所以到我们可能的增速可能在7%，甚至7%多一点，整个的增速在7%一8%之间，但是以后，我个人的感觉可能再下一个周期，就会是6%-7%这样的范围内。当然我说预测总是测不准的，测准了就是神仙了，但是没有预测万万不能的，因为你对方向没有一个估计，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十年经济我们大体是这么一个展望。
当前看到我们10年内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环境
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它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上一个周期我们的高速发展，实际上超过了我们自己潜在的能力，所以这样就带来了很多环境的债务，什么意思呢?我们做过两次环境成本的计算，一次是，由于能源效率低，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我们造成的损失相当于CDP的13.5%，而当年我们的GDP只增长了10.4%。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的环境成本的计算。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2.5%左右，虽然有所降低，但是还是高于当年GDP的增长。环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长实际上对环境负债，这个债虽然是隐型的，可能会传递很长时间，会影响到我们子孙后代，这样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雾籀天气等等，可以说是大自然、环境对我们的报复。
恩格斯在1886年早就说过：“人们不可以过度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我们。”但是这句话很多人都没有听。一宜到上世纪60年代雷切尔·卡逊生写了《寂静的春天》指出农药对环境的危害，以后不断的有这种文件发表，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联合国才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真正落实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十年最大的挑战就是环境，也就是这十年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来改善我们的环境，降低我们的环境成本，这是给人民群体最基本的一个民生问题。有人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你就算有一亿的财产，健康都没有了，其他都没有。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保证环境质量，降低环境成本，可能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问题。
但是这个很不容易，中央很重视，下了决心，也是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财力来应付这个问题，但是冰冻三尺菲一日之寒，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因为要解决北京的雾霾问题，你就得解决能源结构的改变，减少煤的应用，增加天然气、石油，当然天然气、石油业有限，你要增加新能源的利用。但是从我们国家来看，现在煤占整个比例的70%，天然气、石油占20%，尽管我们有一个很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可以说是尽量推进新能源，但是因为我们国家太大，所以即使到，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只有从90%左右下降到85%，所以形势很严峻。尽管我们风能接近1亿千瓦的装机能力，太阳能我们到明年按计划要到3500万千瓦，水能到3亿千瓦，还有核能可能要到5000-6000万千瓦，即使是这样我们基数太大，而且我们还要发展。
根据我们中国能源结构的弹性系数，大概是0.7，就是你要保证7%的增长速度的话，你要4.9%，就是将近5%的能源增长速度，所以这种情况下认真的调整能源结构是治本之策。
我们要减少汽车对环境的污染，尽管我们尽量想办法限制汽车的增长，但是汽车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它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提高的，你可以限制，但是它还是在增长，北京的情况比较的突出。反过来说就是要提高燃油的标准，提高燃油的标准。我们原来汽车的柴油是国一标准，硫含量是500个PPM，按照国外欧美的标准是10个PPM，也就是我们一辆车排放量是人家50辆车的成本，当然提高标准就要提高成本，这个成本主要让生态负担，那我们的消费者也要负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把污染问题解决。
当然还有我们全社会的生活习惯，这些就不多说了，所以我认为这十年里，我们对环境能不能解决好环境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和对政府最大的一个考验。相对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
第二个挑战——财政和金融方面。
刚才林毅夫教授等他们都讲很多了，我讲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上一个周期里面积累出来的，原来在7月审计署的报告里面是 10.7万亿，温家宝的报告里面也是10.7万亿，起码说没有减少，但是在去年中央下决心全国查，查的结果是20.8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当然总体上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总体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外乎几个意思，因为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 题。但是有人说中央政府有钱，应由中央政府来买单。由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帐吗?的时候，第一季度我们的信贷增长了4.6万亿。当时我去了 一些地方，地方同志告诉我们，银行追着我们借钱，你只要有理由就借你，一个季度就增了4.6万亿，我们想不借就是傻子，借少了更是傻子，借了还想还就更是 傻子了，所以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还，所以都等着中央政府买单。中央政府买单就是鼓励赖帐，即使中央政府买单也只能买那些跟民生有关的社保、保障房这些方面，不可能政府建大楼，大手笔的花钱都让中央政府来买单。
再一个是变成银行的坏账，这样就更成问题了。现在财经 办法就是逐步滚动，简单说就是借新债还老债的，但是借新债还老债里面还有还新债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下很大的工夫。我曾经讲过，美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这也是一种风险。
我们从上面两点看，就是治理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都是需要用我们新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去用在这方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再去追求一个更高的、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你要应付这些问题。
第三个挑战——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官员政绩观的挑战。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改变过分地依靠投资这种外延性增长的模式?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现在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投资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投资可以拉动生产资料的消费，有一部分投资转化成为工资，也可以拉动消费，投资还可以增加就业，投资也是最容易增加GDP的办法，因为你只要有投资它就会有GDP。
但由于我们过去过分地注重GDP的增长，过分地强调投资，也就带来了一些负作用：
1、投资里有水分。投资里水份有三种：
第一种是有害的，豆腐渣工程，建的时候有GDP，垮的时候你再修它还有GDP，这个GDP不是有害的吗?
第二种是无效的，建的时候是GDP，建成以后不能投产了，不能投产就不能继续产生GDP，就等于搁那儿了。
第三种是低效的，就是说你建的时候有GDP，建成以后你的运转费用不足以收回你的投资，只好政府去补贴。这三种都是GDP的水平，所以，我们在这个周期 里7%—8%的增长是要踏踏实实的增长，要没有水份的增长，要把这些水分都排除出去的增长，否则你GDP达到10%、12%、13%，那有什么用?
2、过度地依赖投资会造成类似于吸鸦片的情况，越吸越上瘾。
假如说一个项目里，占GDP里有10%的水分，第二年再增长GDP，得把这10%的水分补上，他的投资就得不仅仅造成第二年要增长1个百分点，第二年要 比第一年高1个百分点，但投资增长绝对不只是1个百分点，因为他要补上前面没有产生效益的GDP，所以，投资的增长要超过GDP的增长。大家都学过发展方 程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按照索罗的公式，那是很粗浅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投资增长速度绝对不应该高于GDP的一倍。但是我们看看近年来，投资增长 速度都高于GDP的一倍，那说明你投资的效益太差了。由于它能拉动GDP的增长，所以大家还是使劲地去追求。
3、过度地投资会挤出技术进步。
因为他热衷于去投资，就不重视于如何提高综合要素的生产力(TFP)。所以，对TFP的计算，国内我们也看了各种文献，国内计算相差得很远，最低的差 0.2%，最高的差0.6%。但我看这几年TFP对经济的贡献率没有增长，那就说明由于过度的投资把它挤出了，使得人们不够重视TFP。实际上综合生产要 素就是三个：技术进步、教育(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管理。这三者都不重视，怎么能够更好地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挑战是需要政府官员真正转变观念，真 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上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
这些挑战对我们是严峻的，但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觉得希望比挑战还要大，也是三个方面：
第一，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我们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国家的建设当然内容很多，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说了，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以后再创新。我们国家原始创新包括数码相机、iPad颠覆式原始创新还不多，但技术创新还在不断地在发展。
第二个层次是管理创新。管理创新的目的是要提高效率，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提高管理各方面的效率。
第三个层次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最根本的。我去年和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我们几个人写了一本书，用的克强的话，“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其中我的 一篇文章在第一篇，就是说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资源，我们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来真正解决好我们国家发展的问题。所谓体制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结构，所谓机制它是演化的途径，也就是说结构如何调整得更合理，而且结构要向更加合理的方向演化，你就要有一种引导他演化的动力和程序。所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创新，这种制度创新的潜力如果激发出来，将是对我们的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我这里只讲两个例子。
第一是城镇化。
中央提出城镇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城镇化作用在哪里?
我认为它当然是拉动经济，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因为从西方现代化理论看，所谓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加民主化，而工业化构成里，城镇化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工业化构成里，劳动力的转移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的转移本身又有两方面的 意义。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现在老讲分配不平等，其实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以上，几年以来这种情况没有大大改变;城市居民购买力是农村居民购买力的4倍以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文 化、教育等各种服务比农村好得多。这种最大的不平等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可能普遍存在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就是要转移农村劳动力到城市，一方面解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问题，农村过剩劳动力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完全过剩，边际产出为零，多派一个人没增加产出，这肯定要转移;另一方面是低收入的，虽然它的边际产出不为零，但边际消费为零，这是他自己创造的，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很小，在农村这些低收入人群转移到城市其收入能够进一步改善。
农业劳动生产力和工业劳动生产力相差得很远，我们国家纯农业劳动生产力(种地的种植业劳 动生产力)大概每人每年创造的就业增加值是300—500元。我们算过世界十国的劳动生产率，第一档是美国、法国、日本，人均3—5万元;第二档是巴西、 俄罗斯、土耳其，每人年均3000—5000元;第三档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是300—500元，转移到工业的劳动力，每人每年创造的增 加值2万元，这在三大国里还算低的，我们大概只有美国的1/8、德国的1/5。但从300—500美元到2万美元，这个飞跃是很大的。所以当农民进入城 市，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以后，如果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它创造的社会财富就大大增加了。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城镇化解决的问题是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为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农村就可以进行适度农业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至少我们可以赶上第 二档国家。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中亚提出了，以人为核心，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关键问题是，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英国是采取跑马圈地，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做工;美国是采取兼并的办法，有实力的农户兼并贫弱农户的办法;拉美是采取把农民吸引到城市来形成“贫民窟”的办法。我们不 能这样做，我们要以人为核心来做好城市化，农民进城以后，你要解决它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最后要解决他的户籍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第二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这点非常重要，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转移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提高农村财产性收入，改革我们现存的土地制度，有人把它称为第二次土改，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因为解放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初搞的土改分给农民了，但1955年集体化又把土地收回来，土地变成集体所有了。但农民的权利始终没有明确。这次三中全会我觉得从四个方面应该是明确了这个问题：
1、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也要采取同权同价的办法，别看它一句话，我在做的建筑法执法检查的时候到过一个省，我了解了一下，政府收农民的地是3万元/亩，开发商答应每一家可以有一个人到他那儿来做工，但是政府卖给开发商是40万/亩， 这中间有这么大的差价。跟我汇报的时候说农民都很满意，我就不大相信。所以车走到半路我突然想下车，进到农民家里问他们你们满意不满意。他说我这3万很快 就用掉了，安排一个工人他有各种条件。所以，这次把农村的集体用地和政府所有的地同样地通过市场来确定，这很重要。而且还明确一句，增值的收益要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合理分配。
2、这次也提出了，要长期确定农村的承包权，而且这个承包权可以流转，这也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原来是有承包权的，但承包权不稳固;农民到城市以后，这个承包权就会落空。
3、农村的集体事业收益应该农民有股份，有分红，转让退出，他到城市里要转让退出。
4、农民的宅基地有用义务权，他可以处置，可以转让，可以抵押。这四个措施应该说对解决我们国家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原来农民收入低，不但收入低，财产也少，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后，无论他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市都会有一定的保障，所以，我认为像这些制度创新都会在将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最近刚刚到国外演讲，也是遇到一些人提问题：是不是中国经济下行，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我说是，你们放心，中国经济下行有国际的原因，有国内的原因，但是我们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应对这些问题的。当然，我们不能够盲目地乐观，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取得的成绩，取得的各方面进步，这点世界是有目共睹的。
我说当然，过去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 要走;尽管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尽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不少的曲折、挑战和险情。但是我相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一定可以成为富强、民主、高度文明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抱着这样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