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
进入二十一世以来,全球经济风云变幻,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全球经济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篇1
试探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与化解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 国民收入 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的2，687.8亿元增长到的14，677.8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5.5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3.9倍和1.9倍。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3.1%、18.1%、16.1%。由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的18.1%急剧跌至，40.6%，拉动经济增长由2.5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3.7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 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4.9%、21.6%、19.9%、22.5%、32.4%、19.5%、11.7%、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7.7%、9.6%、10.4%、12.2%、8.4%、9.8%、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4.3%、6.8%、6.2%、7.4%、9.5%、8%、8.5%、10.9%。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20.7%，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9.4%，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7.7%，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的73.4%下降到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26.6%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篇2
试谈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助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地方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廊坊市2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曾经沙荒地上建起的城市如今已经成为京津走廊上的一颗明珠。经济的迅速发展、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理想的投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廊坊落户,廊坊经济领域的各方面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到全球化背景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人员在语言领域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语水平不仅被作为衡量人才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更起到提升职业能力、增强竞争力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高职毕业生的英语水平期望值不断增加,高职英语因其实用性强的特点受到企业更多的重视和青睐。英语成为高职院校中一门越来越重要的课程,如何深化高职英语改革使之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高职英语改革的新方向。
一、高职英语改革现状
目前,高职英语在高职院校各专业中普遍开设,为生产、技术、服务等方面培养英语应用型人才。他们的活动领域更贴近实践,直接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一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但是,一直以来,高职院校的学生生源多样、英语基础薄弱、英语水平相差悬殊的现象普遍存在,他们对英语学习缺乏信心和兴趣;大班英语授课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单一的考核方式也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高职英语人才培养,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近年来,虽然高职院校改革成绩斐然,但高职英语改革似乎与高职院校改革的步调不统一,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更谈不上质量优势。主要因为高职英语还没有建立起适合于高职特色的教学模式,不能适应高职培养目标的要求,以至影响了英语教学目标的实现。近几年,高职学生的整体素质呈整体普遍上升趋势,对高职英语的需求也有了变化,而高职英语改革没有能跟上社会经济变化快速的脚步,还在很大程度上沿用普通高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如何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培养高等应用型英语人才,使之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新时期高职院校必须面对的问题。
高职英语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要求学生在加强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实际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在具体培养过程中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以培养语言应用能力特别是实用能力为改革方向,英语课程不仅应打好语言基础更注重培养学生用英语处理日常事务和涉外业务活动的能力。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提出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要求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这为高职英语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高职院校应该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能力标准为依据,以交际能力(尤其要加强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点,以现代化教学手段为依托,始终把培养为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英语人才培养规划,以便更好地为区域经济输送应用型人才。
二、具体改革措施
(一)遵循高职英语教育原则对人才培养模式分层,改变大一统模式
高职学生不能与普通本科高校的学生同日而语,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能力更是参差不齐,所以必须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设计、调整好人才培养层次,突出职业岗位的重点能力,有所侧重,并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译各项语言技能协调发展,分析和满足不同学习者的不同需要,通过“用中学,学中用,学用结合”,为高职英语学习者高效地获取职业或专业所要求的语言交流形式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适合高职学生的客观实际。
首先对教材分层。高职院校应转变观念,以学生就业为导向,树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观念,根据实用的原则和不同的培养目标选择适合学生所学专业的教材,这是作到因材施教的根本做法;其次,学生分层。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把全班学生分为一般、中等、优秀三个级别,进行分级人才培养;第三,人才培养目标分层。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学习方法以及学习结果的呈现方式而不断调整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的教学,预先积极地做好教学规划,保证每一位学生最大限度地实现最有效的学习。设置有差异、挑战性的教学目标,激发每个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可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兴趣、特点等方面的差异分三层:基础目标、中等目标和高等目标,据此设计不同的学习任务,来达到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
(二)遵循高职教育理念,树立能力本位观念,准确进行师生定位
遵循高职教育理念就是坚持“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让学生学一点,会一点,用一点,边学边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使英语改革具有高职实用特色。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正视学生的个体差异,通过鼓励、帮助、引导学生参与英语活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要为学生创造展示自己特长的舞台,使学生在英语活动中增强信心。因为语言不是“教会”的,主要是“练会”的,有趣而具有挑战性的练习会增加学生的信心、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其次要准确进行师生定位,重视情感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许多学生的学习心态急躁、自信心不足。布卢姆的研究证明,造成学生学习差异的25%的因素是由情感前提特性决定的,如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学习习惯、方法,个人的毅力及信心等,都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在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时,应当注重提高学生对英语的认识,培养兴趣,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帮助。积极的情感介入可以增强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和良好合作,增强学习者英语学习的热情和信心。
(三)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倡导多样的学习方式,改革测试方式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兼顾学生的不同需求,根据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知识基础选择相应的方法,克服传统单一的培养模式和学生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也符合社会多人才多样性的需求。
1、大力提倡有指导的学生自主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掌握科学的自学方式将使他们终身受益。例如:提前给学生安排预习新课的任务,自学新的单词和短语,提前了解课文内容,并要求他们带着问题上课。这样长期坚持就会帮助学生提高自学能力。这在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有重要作用。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同时,利用网络提供音频、视频等资料延伸课堂容量,开阔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提高英语语言应用水平。
2、弹性分组的合作学习是高职英语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
在合作学习中,同学们互相协助,通过提高个人的学习效果达成团体的目标。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能力、合作程度、兴趣等进行分组。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伙伴学习,也可单独学习。进行活动时,先由学生分组讨论再实施个别提问,这样的活动安排会给基础差的学生一个回忆、思考和向别人学习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他们对英语的畏惧,提高成功率。合作学习的评价标准和奖励依据是以小组为基本单位,是一种按照小组总体成绩来进行奖励的教学策略。小组合作学习一方面培养学生用英语交际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精神和能力。不管在学习中还是在今后工作过程中,它会使参与者产生归属感,更乐意参与并容易树立自信心。
3、小组调查法是一项小组合作探究、讨论和设计相结合的学习活动
让学生在课外调查和集中资料,在课堂上报告、展示和评价调查结果。首先安排好学习任务,各组再将任务落实到人。课后开展调查,包括查阅资料或社会调查找到与话题相关的材料,或通过采访了解情况。调查结束后,各组利用课余时间整理,集中资料以准备小组报告。最后,各小组派代表向全班介绍、交流或展示。小组调查法有助于同学之间的协作、互助,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改革测试方式
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评价方式也应该是多样的多维评价方式促进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是一项成功的激励机制,也是学生发展的需要。差异评价不仅要关注学习结果,而且要重视学生的平时表现,这样对学生的评价更为全面。包括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这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平时更努力地学习,避免了单一评价模式的偶然性结果,起到了“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的作用,有利于反思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结语
通过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目标,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克服了传统的高职英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病,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性得到尊重和发扬,符合为地方经济输送不同专长人才的需求,是一种符合高职院校英语现状的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高职英语改革只有坚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才能使地方经济发展因获得人才和智力支持而更快更好地发展,而高职英语可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而得到更大的发展,两者只有互相依存,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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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篇3
浅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次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使得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是在取得骄傲的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一些高精尖的技术过分依赖国外;粗放式发展的经济模式使得环境污染严重以及资源的严重浪费等。通过对中国经历过的不同发展模式的研究，寻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措施。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战略性思考
1引言
作为四种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实践的结果，“中国奇迹”成了世人对中国的新评价。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式，寻找出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性改革，使得之前公有制为绝对优势转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状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例如：经济增长中过量的浪费资源以及污染环境;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区域以及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
2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2.1增长优先发展模式
在之前的经济学中认为发展与增长是等同的，因此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个特别贫困时期这种目标是比较合理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道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要屹立于世界之中只有依靠自身发展，只有自己发展才能有话语权。因此我们将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增长优先发展模式，并且在这种模式的指导下我国进行了重大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打开国门走向国际化。
2.2投资驱动发展模式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多次强调资本投资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经依靠过资本的积累来推动，以此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1979年到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大约在30%-40%之间，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及种地收入国家的同期资本形成率。在-这一段时期资本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高，大约达到48%。
2.3沿海先行发展模式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争辩，最后不平衡的发展战略获得了更多人的赞同。我国也曾经对平衡的发展战略进行过实验，例如把更多的资金以及技术工程向发展比较落后的中西部投入，同时减少对经济发达的区域投资，以此来保证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平衡。自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开始了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对于沿海区域经济的政策支持，从而促进这些地区的外贸经济发展。例如：我国开放五个经济特区以及十几个沿海开放城市、加强国家资金的支持、减免关税等。从调查数据来看这这些政策起到了显著的效果，沿海城市得到了迅速发展实现了工业化以及城市化。
2.4出口鼓励型发展
从我国发展的前三十年来看，我国一直坚持外向型发展战略，坚持“走出去”以及“引进来”。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出口鼓励”政策以及“进口鼓励”政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政府通过加强出口优惠政策来促进出口经济的发展，例如：外贸经营权利的下放、出口退税制度等等。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以及劳动成本低廉的现实状况，实行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的方式出口创汇。加入WTO后，我国加强技术的更新，从“中国制造”逐步过渡到“中国创造”，引进先进的技术，加强国际的交流，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同时中国的外贸发展也很迅速，从1978年到间年均增长17.4%。
3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措施
3.1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分依赖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投资有很大的依赖性，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及二十世纪初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的拉动。投资与消费的比率明显失衡，例如：在-中全国的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6%，而消费增速只有16%，投资比消费要高将近十个百分点。如果持续这样的比例关系将会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力弱主要是依靠外部的推动。如果降低投资的增速就会使得经济增速减缓，使得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措施：加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投资逐渐转为消费实现两者的平衡。在我国经济增长依赖投资而忽视消费的情况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再者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最后由于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为了加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调整。首先，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以及居民的平均收入的协调发展，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需要不断向居民调整从而保证居民的收入增加以及有能力进行消费。其次加强相关方面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比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的提高;降低银行存款利率;降低消费者税率等。最后需要完善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减轻消费者的压力。
3.2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弱化
只有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很为显著的作用。但是从近些年来看出现市场职能的弱化现象，相对计划职能明显加强。比如在时我国的原油在十月份上调到500元/吨，而我国的进口原油从年初的420元/吨上涨到640元/吨。从这看来我国的油价涨幅低于国际油价，因此我国的一些企业没有感受到成本的上升压力。另外加上我国政策的大力补贴使得一些企业加大原油的出口。由于市场职能的相对弱化使得国家的利益受损。当国际油价下跌而国内油价调整迟缓时我国的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失。
措施：进一步的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自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角色得到改变，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同时国有经济的退出使得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很好的发挥。但是在一些垄断领域中国有经济还是居于主体地位阻止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相应的调整，给予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充分的竞争空间，保证各个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再者，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需要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根据情况相对减少计划配置。最后资源的价格需要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加强产品以及资源的价格改革政策管理，减少人为干预市场形成不必要的市场隐患。
参考文献：
[1]郭熙保.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变..
[2]孙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轨迹与演进..
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篇4
浅谈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
改革开放30年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GDP为58783亿美元，超出日本4194亿美元，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方面编制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价各国发展状况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的HDI在全球169个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排名89位(比5年前提升了8位)，属于中等发展组国家[1];该报告指出，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了21倍，使亿万人脱离了贫穷，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次发布的《亚洲竞争力度报告》显示，中国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参与评估的35个经济体中，中国在亚洲经济体竞争力排行第11位，而社会发展水平则排名第31位[2]，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然而，财富是否契合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果是否为社会所共享，经济发展方式和趋势是否符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争的事实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在接下来的5年内，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3]。
本文基于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统计资料，建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求取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结构间的关系方程，明确经济与社会发展内部结构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基于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内部结构因素，提出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发展相关概念
对经济发展的概念性界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阐述。Bahar认为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加工生产资源，来达到个人社会收入大量增长(潜在)的目的[4]。Amartyasen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国家能力增加和责任的提升(该观点更侧重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Jerald M. MEier提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收入不断增长的长期过程。Oliver E. Williamson补充说明这个过程还是制度和革新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工业快速发展提供所需背景的过程。不论是出于增加收入，抑或增加能力和提升责任，或者其他目的，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增加而出现的投入与产出在结构上的变化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结构变化和调整，进一步推动收入增加，促进财富积累。鉴于此，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国内学者车维汉认为，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的总量和人均产出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出与收入结构、生活质量、环境与生态变化、社会政治体制、文化法律、观念和习俗的变革[5]。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既表征静态结果又体现动态过程的多维综合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包括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收入分配等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月第29卷第2期张传平，等：(二)社会发展相关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发展的基本概念/内涵界定也有不同的表述。Jacobi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中指出，社会发展的原理和功能不仅是寻求更高的生活标准，而且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是为了服务我们的生活。Mack Graham和Guy Hopkins将社会发展指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生活条件，比如社会安全和健康。第二部分主要是文化和信息方面，包括正规教育和识字率。第三部分关注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合作关系和失业率等)。Mousaaei认为评价社会发展应该包括卫生保健、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安全等部分。Nanacy认为社会发展应遵循社会规则，包括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健康环境和均等份额。Estes从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出发，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其寻求财政和社会福利，这些目标仅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之前的Johnston提出社会发展就是公民社会的增强(组织能力和多样性的增加，社会团体相互作用等);Stiglitz把社会发展看作是社会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以防发生利益冲突。对于社会发展涵义的广义理解，国内学者韩明漠归纳出它的三个层次：第一种社会发展涵义主要指人们的健康、卫生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增长。第二种涵义是指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发展，如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第三种见解是从社会整体进行考虑的，指的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发展[6]。
综上所述也可看出，社会发展既包括社会发展与自然关系的一面(健康环境)，也寓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直接体现在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成员以及社会成员间关系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社会发展是从社会进步的视域来描述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具有规划、战略等方面的涵义。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
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其重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持此观点，Hagen在其著作中说“经济发展提高了财政福利”。Mazmadar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滴流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s)自上而下地发生，从而实现社会发展[78]。JabbarEi更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相互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如果拥有高社会福利，其人均产出也比较高;过分强调基本需求，短期内会拖累经济发展[9]。但也有部分学者直接强调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的环境和社会效应。(2)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增长，典型代表有Hicks，他认为社会发展是第一要务，至少说，人力资源应该是经济发展加速的先决条件。
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问题日益显现，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王思斌发现，随着新的发展观的出现和日盛，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已是毋庸置疑。许多经济学家已不单关注经济过程本身，而且关注经济过程、经济效果的社会影响[10]。朱华构建了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11]，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实际测度，为测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提供了有效的测度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用综合评分法对中国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得出各地区的可比得分并进行排序比较，认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并且用回归方程测量两者的协调度[12]。
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大多聚焦于定性分析的层面，定量分析的研究比较少;同时在仅有的定量分析中，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比如福利、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来研究，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其实覆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只采用某一方面来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是不能全面而准确地阐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内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甚少，更多的研究是定性分析，同时定性分析也浮于社会现象表层，缺乏对经济社会发展内部之间关系的探讨。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考量
Mervyn A King假设社会发展依赖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相当的小;同时他发现经济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低国民收入水平上非常显著;另外，社会得分和人均GNP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13]。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考量，Michael Peneder基于28个OECD国家的数据，经过分析，结果证明产业结构是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显著的决定性因素[14]。Dwight H. Perkins研究中国问题时，指出至少在总需求方面，中国有着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其对中国造成了一些特别的挑战[15]。
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研究上，Mark Granovetter也认为社会结构，特别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影响着经济产出[1617]。经济增长的一些直接社会效应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增长的速度和结构，而此又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它们。Francois Bourguignon认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较复杂，远不是近几年的文献中所提到的简化的回归模型。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比如，库兹涅茨收入不均衡理论)，依赖于一些国家特征，包括政策和体系变量[18]。对于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MarNeef提出“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即在每个国家，经济增长都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直到一个“门槛点”，该点之后经济增长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换句话说，即对于每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会随之提高，但是当到了一个点——门槛点，超过这个门槛点，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会下降[19]。
本文不拘泥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争执，旨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内部结构之间的影响效应，对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选取相应的测量指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建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模型，求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方程，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建议。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结构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表征指标选取
在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之前，必须确定用什么指标来测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当然，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状态，用于测度其发展的指标也不一样。不少人是从Juster 提出的幸福指数①开始了解社会指标的，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同的指标很难客观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指数”。Raymond Bauer是最早对社会指标、社会报告、社会系数方面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其在《Social Indicators》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选择了健康、教育、运输、住房、劳动、城市发展和其他公共部门发展等指标用以进行社会发展分析②。同时在国际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根据自身研究主体和对象的不同，所界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指标体系设置时，尤其在社会发展指标中都会提到福利、生活质量、教育和就业等③④[20]。如欧洲议会将社会发展指标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卫生健康和民主、自然资源和收入分布、公民权利和参与度、就业和教育、文化、住房、福利、犯罪等。
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且也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所采纳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其是巴基斯坦经济学家Mahbub ul Haq在1990年提出的，旨在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从国民收入核算转向人类实际幸福感[21]。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寿命、识字率和生活水平(个人GDP或购买力平价)。但是自其被提出以来，受到很多的质疑，因为在其中，教育和收入的比重过大，而忽略了生态环境和道德⑤，但它仍是应用最广泛的指数之一。
本文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的选取中基于以下原则：指标必须合法且具有可靠性、代表性、及时性，指标要容易解读、具有分析的作用、反映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同时指标的选择必须具有政策关联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反映“产业演进、产出增长、效率表征”，社会发展指标则应恪守“经济发展惠及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支撑经济发展”原则。
综合文献，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及相关统计数据，本文选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假设
Francois指出，区分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用结构模型处理隐含的或者是显性的关系，而不是利用简化形式的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复杂的分析。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遵从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解释问题范式。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假设如图1所示。
图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假设：H1：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间有正相关关系;H2：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负相关关系;H3：社会结构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4：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5：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6：人口素质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7：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模型
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
三、基于实证结果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一)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及其主要影响因子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如方程(12)～(16)所示。变量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包括直接效应还包括间接效应，二者之和为总效应。根据Bollen的研究，影响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强度可通过估计潜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系数和总影响系数来获得。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用路径系数来衡量(表2中的因子载荷值);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通过一个或几个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当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间接效应大小是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本文潜变量之间影响效应，如图1和表2所示，其结果如表4所示。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主要原因度分析
1.经济效益之于其他
经济效益因子在本文中是用人均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它对经济增长(0992)、生活质量(0746)、人口素质(0491)、社会稳定(0383)以及社会结构(0247)皆有正向的拉动关系。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屡屡引发民众对税负的指责和有关专家对中国宏观税负与世界平均水平的解释。财政部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税收总收入高达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的比重超过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且在9月上调个税免征额之后，个税整体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本文无意解释中国税负高低，只是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看，经济效益因子/财政收入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无需赘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三驾马车，而内需一直未能在GDP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且消费占GDP比重在近10年呈现连续下滑的态势;当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财政收入则是政府最大的弹药库。纵观历年数据，中国30多年的经济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但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国内经济增长，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本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解释了中国经济社会(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强势政府)的过去发展。但是，财政收入是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中最具影响力的“因子”，也寓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偏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改革目标。
2.产业结构之于其他
3.社会结构之于其他
本文用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测度社会结构，其对社会稳定总效应为0917，对人口素质总效应为0559。据国家统计局2月2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619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前者只是后者的324%;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04%，城镇为36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无需赘述。
五、结论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由7个主要方程所反映;依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影响力大小，经济效益、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是原因度最大的3个因子。
经济效益(由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因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影响，解释了政府投资是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时过境迁，中国发展还应回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轨道上来。
效率低下的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结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提升的最大制约，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建设，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社会结构关系社会稳定与人口素质提高，中国现在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达到就业结构合理目的;增强政府社会服务功能，能促使中国“社会中间人群”壮大和社会结构向“橄榄型”发展。
注释：
① 参见JUSTER F. T. A framework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3，P3438。
② 参见RICHARD J. ESTES. Global change and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25。
③ 参见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
④ 参见LESLIE D. WILCOX，WM. ALEX MCNOUSH， JOHN CALLAGHAN. A Methodology for Indicat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Iowa State：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74，P1516。
⑤ 参见IAN MORRIS. Social Development.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P24。
⑥ 本文所用的283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的数据资料，均来自《中国区域 经济 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各自的统计年鉴。
⑦ Mueller认为单纯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样本大小至少在100以上，200以上更佳;如果从模型观测变量数来分析样本数目，则样本数与观测变量数的比例至少为10∶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