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例
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概括总结为经济增长优先、出口鼓励战略、投资驱动经济、沿海开放先行四种经济发展模式。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例篇1
浅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一、引言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起点，却不是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带动的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的改变对于经济的刺激。这些因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依赖因素。然而，如何发挥以上因素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介绍
“中国模式”在业内被定义为经济发展道路，也称作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名词开始使用，直到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学者才开始对其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然而，作为一个大国的经济模式，显然它的范围极广，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对于中国发展模式，蔡拓提出了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称中国发展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经验和道路，这是一种全方面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它涵盖了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具体来说，转型之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四大特征：一是增长优先。二是投资驱动。三是沿海先行。四是出口鼓励。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战略思
(一)增长与公平并重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总体经济较为薄弱，因此提出了增长优先的目标。这一做法在当时贫困的中国是合理的，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发展是硬道理”，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迫切希望依靠发展改善生活的愿望。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然而，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由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这一状况下，政府提出了将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增长与公平并重的发展模式，尽最大努力为老百姓提供公平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优越性。虽然这一战略的实施会导致增长受限，但出于国家层面的考虑，在社会矛盾逐步升级的情况下，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是有必要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政策才能得到支持，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才能得到拥护。
(二)大众消费主导型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的典型特点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了发展我国经济，从20世纪以来依靠投资和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和推进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如图1所示，中国在1979年到间，资本形成率成稳定小幅攀升趋势，相比于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同期资本形成率都有较大的领先优势。
同样地，在我国经济发展达到目前水平的情况下，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战略已不再适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提出了大众消费主导型发展战略。合理降低投资，并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鼓励消费，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这样使资本循环起来，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进步为动力的发展模式，既可以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其享受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优越性，又可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
(三)东中西部平衡发展战略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我国发展初期，必须先集中力量发展区域经济，即采取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故提出了沿海先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沿海先行发展战略目的在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整体富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的水平，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内陆地区的经济还不是很发达，总体上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此，提出了东中西部平衡发展战略，为此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旨在把沿海经济发展的经验运用到各个地区，实现全方位发展。
(四)出口中性发展战略
对外开放，引入外资投资办厂是20世纪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政策。这使得中国经济开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接轨，从封闭自给的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一方面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另一方面，对外依存度提高较快，便加大了出口鼓励力度。鼓励出口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本国产品，然而我国长久以来出口的商品仅局限于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和稀土矿等珍贵资源。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并不利于中国成长为一个经济强国。在新的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对出口保持中立，这样一方面可顺应全球市场的经济需求变化，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可渐渐提高我国的经济独立性。
四、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对应政策与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了解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对此，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便是改革我国现有经济政策和制度，从根本上对此进行约束，以此来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提出的要求。对于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来说，应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以人文本的理念，切实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并且这里的人指的是社会中的全体国民，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只有一个社会所有人的福祉都提升了，才叫作真正的以人为本;抛弃增长中心主义思路，让增长的引擎适当减速。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注重社会公平、促进区域和城乡的平衡发展、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加快体制改革步伐，促进经济、政治与社会平衡发展。消除二元管理体制和二元土地制度，并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消除一切歧视性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尽快制定和落实符合科学发展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我国的政府主要领导人都是上级任命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关系到区域政治领导人的选举。
因此，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尽快完善以人为本的政绩考核制度，把本地区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城市卫生、社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政府服务质量、城市交通状况、休闲场所的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情况作为考核指标。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应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约束制度创新，强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意识形态，增加对国民的政治经济教育，提高全民的思想意识水平，力争全民共同努力，改变以前不清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建立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环境。其次，实现符合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创新，重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微观主体。此外，更重要的是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找准政府角色定位，构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服务型政府。同时，加强环境制度建设，完善促进资源节约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五、总结
本文给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几点对策，笔者认为要想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与改革，这一过程具有很大难度和挑战，需要相关部门和全体人民共同努力。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例篇2
试谈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阶段论
摘要：中国经济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阶段，现已步入“创新发展”阶段。粗放式“改革开放”的表述已经无法涵盖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质和要素，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现状下，以及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都必须依靠“创新发展”。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性描述，探讨这三个阶段的承续与演替，目的是认清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和方向。
关键词：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或将要经历一个“三段式”的发展过程。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是第一个30年(1949-197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举着“公平”大旗，走的是平均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第二个30年(1979-)，中国的经济体制举着“效率”的大旗，走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今后第三个3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应该走一条“创新发展”的道路。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三个阶段是与政治体制相互形成的一种路径依赖，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三个阶段，以便指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哪一个阶段，并且制定相应的对策。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是：“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的主题词已无法涵盖当前时期新的历史使命。今后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应该是：“创新发展”。熊彼特认为，创新能够使潜在的利益得以实现，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要想使经济持续发展只有经过不断的创新。[1]
一、计划经济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79年，中国实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实行的是生产资料计划安排，生活资料采用配给，力争做到社会资源占有平均，但社会效率受到遏制，导致物质供应匮乏，社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计划经济”体制中社会资源高度集中计划的配置，要素价格被扭曲，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和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社会的发展首先应该是通过追求资源效率来实现的，如果希望通过平均主义的路径来实现，结果是南辕北辙。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这表明，从消费角度看，那2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2.5%。香港学者丁学良在其《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中指出，中国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1978年是1952年的2.05倍。但这30年经济发展速度远低于我国周边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或地区。在那同一时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均GDP数量增长都在5倍以上。
[2]建国后的头30年，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那么多弯路，就因为人们希望通过计划经济，简单地将资源平均分配到每一个人。资源平均与资源均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源平均只要通过单一的政府配置就可以完成，但那是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是脱离生产力状况而试图建立的乌托邦式的生产关系，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的不平等扼杀了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客观上迟滞了社会发展。“计划经济”30年的实践证明，将某种相同且平均的经济标准强加给所有人，无疑是使一个社会处于静止且不发展状态，也延缓了社会进步的速度。在那段时期，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刘少奇曾经在“”中被人批判“剥削有功”，资本家在对工人剥削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繁荣，神奇的“亚当之手”在中国同样是起作用的。哈耶克说：“金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大量运用‘非经济刺激’以代替‘金钱动机’，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有这种主张，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建议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能够对货币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了。
如果所有报酬不是采取提供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提供公开荣誉或特权、凌驾别人之上的有权力的位置、或较好的住宅或较好的食物、旅行或受教育的机会等形式，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接受报酬者不再可以自行选择，而任何决定报酬的那个人，不仅决定报酬的大小而且也决定了享用报酬的特定形式。”[3]“计划经济”的30年，所有人的工资水平都很低，但拥有特权和享受的待遇却千差万别，以表面的平均工资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更为严重的是社会效率也在这形式上的平等中被消耗掉了。个人的财富、尊严、闲暇、娱乐、情谊等有关人们的基本诉求被平均主义抹杀了，资源的价值观以及对正当生活方式的诉求被一套乌托邦的信念所取代，缺乏激励机制的制度缺陷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停滞，持续的政治斗争也无法解决物质匮乏的社会经济问题，促使渴望增进经济发展的社会改革者开始关心制度的变革，寻找提高资源效率的社会改革路径。
二、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从1979年到进行了30年的“改革开放”，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扩大个人自由，释放个人的创造能力，允许自由贸易、农民进城务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促进了自由与平等的个人福利改善，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经济总量在超过英国和法国，超过德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外资利用呈快速上升趋势。1984年为27.05 亿美元，1985年为46.47亿美元，1990年为102.89亿美元，1993年为389.60 亿美元，1995年为481.33亿美元。1997年为644.08亿美元，1999年为526.59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中国引进的外资总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在发展中国家中居第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在这33年中的前29年，GDP年均增长9.8%，最近4年平均增长9.4%。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分享了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带来的好处，经济繁荣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也被释放，老百姓的福利增加，社会资源朝着均衡方向发展，使更多的人活得有尊严。“改革开放”首先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与否定，调整平均主义对资源均衡扭曲的生产关系，其最成功之处在于解放了劳动生产力。
在计划经济的制度下，人们往往会干一些违背经济规律的事。市场经济允许和鼓励每一个人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与其他人合作，双方都从合作中取得利益。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利人、利己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得人类社会在近300年内取得了物质和精神方面辉煌的成就，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充分证明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威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结果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其社会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不少弊端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的，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或者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和不人道的批判是理性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和经历这一过程。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具有更高效率的制度，尽管其在公平方面还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收入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更多的是天然禀赋所致。靠勤劳致富，靠发明创造和知识技能致富，这种收入差距扩大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涉及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鼓励人们“勤劳致富”，不是鼓励人们“巧取豪夺”，更不是权力寻租。所以，制度的设计，既要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又要防止腐败。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个时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狄更斯所处的是工业时代早期，社会由残余的封建势力，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平民阶层组成，他用写实笔法揭露当时社会的现状。狄更斯所描绘的那些工业时代的早期特征，譬如低工资、长工时以及童工等等，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许多现象也都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早期工业社会的弊端也都得到了反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寻租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在工业社会的初期，人们崇尚泰罗制，到工业社会的中后期，才知道人性化管理的重要。人们总是希望设计出一种社会制度，它既可以提高效率，又不与我们的公平道德观念相抵触，然而，现实却让我们的同情心与判断力倾向于对立与分裂，常常纠结在“两难”的无奈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效率追求的结果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源占有的差别越来越大，“共同贫困”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美好蓝图。困扰政府和社会的问题是东西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别，出现了所谓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的“马太效应”。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速，形成一个处于困惑和贫困状态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资源占有非均衡状态加剧，效率的原罪凸显，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符合这一时代中早期发展特征的非均衡状态。
对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工业时代，面对遇到的困难，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等等，没有必要妄自菲薄，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自己所处的工业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不可避免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4]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一种混合经济的过渡时期，但中期工业化过程仍然是我国目前主流的经济形态，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工业时代城市化进程中突出的问题。“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客观上为全社会的公平创造条件，打下基础。不要忘了亚当·斯密的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尽管社会发展以效率为先导和主线，但这一时期中弱肉强食导致的泪水、愤怒和谴责将是无法改变的历史状况。
单纯地同情弱者，或者悲天悯人都是无济于事的，而那些脱离实际，貌似公平的经济政策以及“形左实右”的言论，才是真正在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和环境的代价，但也从中收获了巨大的收益。从开始至今，参与由外需带动的经济建设的工人在1亿人以上，虽然他们拿着被称作血汗工资的800～1000元工资，但是比较一下他们的机会成本，他们原来是在人均0.5亩土地上年净收入只有块。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只有通过更有效率的劳动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解放劳动生产力是经济学研究自始至终都重点关心的一个话题。随着工业化继续深入，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状况在逐步得到改善，环境也在逐步得到治理，民主的进程也在推进。尽管现在的社会保障体制还很不完善，也不尽公平，但确实给绝大多数老百姓提供了基本保障，这些都必须在GDP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所以，人们不要抵触反映GDP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问题、公平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必然会在不断地发展中得到解决。
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伦敦是世界上污染最厉害的城市，美国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现在基本上都解决了，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指责GDP。GDP代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它被用来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是一个效率指标，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果首先得益于GDP的快速增量。目前中国人均GDP还不到日本或美国的十分之一，经济发展整体还处于工业时代的中级阶段，资本存量的产出规模也仅是日本的一半，人均劳动力拥有的资本只有日本的5%，中国仍然有几乎一半的劳动力还在农业领域，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到来还为时过早，这些差距都是后发优势，但转变发展方式也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30年以粗放式“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一些非常规发展手段，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土地财政，铁路投资等等也都被人们所诟病。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中国长期的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和收益衰退，银行的不良贷款导致存在巨额坏账、房地产市场泡沫等等，政府如果不收紧货币政策，将会给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大麻烦。以投资驱动型、粗放的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诱发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粗放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体制等问题，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加以解决。资源效率与资源公平的均衡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探讨转变发展方式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基础，必须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均衡点。我们现在正处于有利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长期变动预期之中，许多制度为适应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反映相对滞后，包括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自身。很显然，对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制度变迁，呼唤更加务实的价值观念和全方位的创新。
三、创新发展时期
中国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计划经济”是正，崇尚的是资源公平;“改革开放”是反，崇尚的是资源效率;“创新发展”是合，崇尚资源效率与资源公平的均衡。“创新发展”不是对“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简单地否定，而是对“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合理内核的继承、扬弃与升华，促进资源效率与资源公平的均衡发展。“计划经济”模式是希望公平地分配蛋糕，“改革开放”模式是希望把蛋糕做大了，然而，“创新发展”模式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还必须公平、公正地分配蛋糕，不断地调整中国经济非均衡结构。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已经上路，而且涉及方方面面，本文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技术创新
创新的基础是传承，我们要在西方工业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从世界历史来看，能否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已成为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一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已经在全球展开，谁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谁就将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实现工业化。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电气革命，法、德等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以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等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美国创造了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并巩固了世界领先地位。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成为世界强国或发达国家。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认为：“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将是新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5]创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并且呈现出社会化、网络化、集群化、泛在化的新特征。
世界主要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重要领域加强布局，努力保持科技前沿领先地位，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跟踪世界上技术发展的趋势，通过自主研发和引进消化创新，使我们跟国外技术发展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一切也都不是“改革开放”所能涵盖的。中国在以前的历次产业革命中，都是一个 “东方睡狮”(拿破仑语)，错失了良机。中国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正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在未来有产业革命中，一定要通过“创新发展”紧紧抓住机会。
中国的制造业目前面临双重危机：一是低端制造业流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原有的产业链条被打断;二是智能时代某些可用机器的制造业回流到发达国家。11月28日，日本大和证券资本市场公司的报告认为，初步迹象显示东南亚国家开始超越中国成为低成本制造中心，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加速，而中国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最近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快速增长，制造业的接力棒正在从中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东盟七国”手里，即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越南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速都超过了中国，而过去两年，柬埔寨的出口增速也超过了中国。
美国一期的《大西洋月刊》杂志，登载两篇以美国制造业回流为主题的文章。其主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导致廉价的优势削弱，低端制造业外流;另一方面，美国智能时代的再工业化，使这一波美国国内制造业复苏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并非经济周期的简单反映。20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界把外包看成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成本下降利润上升。时至今日，制造业风向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制造业内包这一现在尚未大规模产生的现象，是否会在美国进一步扩展，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随着智能制造时代与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某些智能制造重新转移回美国是大势所趋。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各个环节正在经历一场变革，每一款产品升级淘汰周期在缩短，以往的周期大概是几个月，而今可能是几个星期，在当地生产具有明显降低物流成本的优势。新一代智能制造与快速反应技术，降低了产品设计、制造的门槛，对市场的快速有效反应成了抢占市场的制胜法宝。中国必须凭借全球产业转移契机，在中端制造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中，“创新发展”才是未来中国制造的出路。
(二)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属于进入工业时代发展的初期阶段，其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保障的改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今后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将步入工业时代的中期发展阶段，要解决的目标是小康问题，而且，大量的个人财富参与资源配置，为发展所需新的要素与动力，为“创新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我们应该研究发达国家所遇到的难题，以及是如何解决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顺应一个“倒U形”规律。在“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不断拉大，而从现在起今后“创新发展”的30年，中国经济的贫富差距会逐渐缩小，这将是必然趋势。问题是在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如何保持生产力的活力，也就是公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如何保障效率的活力。显然，原有的增长方式肯定是不行，只有依靠制度创新和转变的生产方式，才能更好地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发展，使社会财富为少数群体所掌握，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些不满情绪，不是因为生活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而造成的，30年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问题的根本在于是否公平、公正。
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50%，城镇化进程仍然会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会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村人口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有融入城市的迫切愿望，社会公平问题将更加突出。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遏制并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瓶颈。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估计，现在中国每年“灰色经济”产值达1.47万亿美元，并且这一数据还在继续增长。同时，不足1%的中国人掌握了这个国家约70%的社会财富。
这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30年前提出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上，显然，目前的现状仅仅依靠“改革开放”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必须“创新发展”，关键是制度创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效率赋予的财富增加一直在进步，当人们认识到资源占有均衡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时，克服社会不公平就会有信心。人们在讨论效率和公平的时候，必须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追求公平的“计划经济”时期，也经历了追求效率的“改革开放”时期，所以，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现阶段，有了这正反两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才会真正理解寻求效率与公平均衡的意义，才能真正懂得资源均衡理论的价值以及我们未来必然要走的路。
“创新发展”要对历史上或现实中的某项制度的均衡与非均衡的分析做精确的判断，探讨“创新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以及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现状的定位一定要准确，要防止“制度错位”，思想不能僵化，要与时俱进。今后30年，如果再用“改革开放”来定位中国经济就不准确了，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门户已经打开，不存在“开放”的问题，西方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也是迟早的事。虽然“改革”是一个永远的话题，但它已经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目前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充满了制度创新，一切规则都将经历变动。任何制度创新都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非要素收入的渠道已经制度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渐渐失去改革的适应能力是因为它受了自身利益的束缚。
当改革派变成保守派，社会制度就开始固化，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他们的财富或者特权免受威胁，会采取措施来维护这些财富，所以他们总是会夸耀使自己掌权的那些箴言和技术总是向后看，总是把先驱祖先的做法理想化，具体表现就是将封建社会礼教的糟粕奉为经典，大肆宣传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所以，“创新发展”必须反对封建主义。陈志武教授指出，解决中国社会道德规范的根本出路，不是回归儒家传统，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中国的家庭、家族，不再强调刚性的、阉割个性的“三纲五常”与名分等级秩序，而是强调平等、自由和人权，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愿结盟，把家的核心定位在感情交流和爱上面。[6]政府在经济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完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政府配置的效率低下以及权力寻租，更多的是应该从政治制度方面去找原因，而不是完全归咎于经济领域。
(三)解放思想
30年多前，邓小平就发现“计划经济”对资源配置的错位，实行了“改革开放”，吹响了在中国全面发展市场经济的号角。“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佐证，至于“姓资还是姓社”不争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至于是否能够成功，要“摸石头过河”等等，这些都是老一辈政治家的政治遗产，必须继承。“创新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要摒弃条条框框，要解放思想，要有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新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但这一切都应本着“事实求是”务实的理念来实现。目前中国富人大多与权力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源自于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改革不足和不够的问题，而是在已市场化了的今天，政府在调控和管理市场时，以行政性的手段直接参与市场，一些政府官员公开或隐秘地运用所掌控的权力和巨大的资源来为自身谋利和寻租，而社会监督机制并没有真正有效的监督。要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用现代政治制度来约束和制衡政府的权力，“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如果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不能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确立，权力不受人民代表实质性的制衡，那么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会流于空谈，也达不到预想的目标，所以，“创新发展”也必须如同“改革开放”一样，首先应该从“解放思想”伊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研究员在论及国有企业改革时就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姓社姓资’问题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今天，在特别需要鼓励创新创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时候，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7]穷国的劳动力想方设法移民到富国中去，希望同样的劳动获得更高的报酬，不论是在餐馆里洗碗，还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这些移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获得“同工同酬”。廉价的劳动力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如果有适合的制度，在全球化生产要素快速流动的今天，人们不需要如此背井离乡。
(四)国际环境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倒也乐见其成，为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了外部条件。但是，到了，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失去了淡定。就如同上个世纪西方一些未来学家，包括《增长的极限》，把全球的环境、资源、贫困、战争等问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样，将现在金融危机的根源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了羡慕、嫉妒、恨。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进行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满天飞，西方发达国家也似乎形成了遏制中国发展的联盟。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有时候可能并不符合发达国家的短期利益，由此会产生对抗与冲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多少有些无奈，但从常远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所有国家都将受益。当然，在社会发展领域，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绝对不是和平发展道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如果我们仍然以“改革开放”敞开胸怀，可能已经不容易被别人接纳了，“韬光养晦”也坚持不下去了。面对原来的格局被打破，新的均衡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必须用“创新发展”的思维构筑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新格局。主席提出“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用创新的思维参与国际事务，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与世界各国一起参与世界的管理。
(五)资源全球均衡
全世界人们共同的核心利益是资源均衡，中国“创新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世界资源全球均衡，这一目标不是“改革开放”所能涵盖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在50%～59%为温饱，在40%～49%为小康，在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在发达国家，美国自1980年以来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16.45%，日本1990年以来平均为24.12%。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也在整体下降，城镇居民1995年末期下降到50%以下，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下降到40%，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元，在支出比1993年增长1.90倍的同时，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50.13%降到了37.9%，达到了富裕水平。至7年间，下降幅度开始减少，为37.11%，基本稳定和维持在37%左右。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世界资源均衡的趋势。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度全球竞争力报告认为，中国竞争力上升了两位，排第27名。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说：199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23%，发展中国家占28%。预计到，美国将占18.3%，发展中国家将占74%左右，而中国将占16.9%。他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变得更加平衡。“创新发展”才是硬道理，世界资源均衡发展的路径如此清晰，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前行。
在每一个时代，人类社会改变现状和寻求发展的实践都会提出特殊的理论诉求和理论任务。今天，我们置身于一个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为背景、既充满机遇又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推动理论创新是我们终始不渝的目标。全世界的各个国家正在经历不同程度工业时代的发展历程，我们必须在当前的历史条件和全球格局中，定位我们的“创新发展”战略，形成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促进不同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的广泛交流，不断推动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新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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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例篇3
试论保障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应当在效仿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的同时，也应效仿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例如参照美国或德国的经验;
中国监管部门和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应公开申明支持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保证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企业，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在平等、公平的规则下参与竞争。
中国法院和行政机关应在其司法判决或行政决策中明示：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企业在中国都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在中国的所有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企业，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都一视同仁。
一、引言
目前，中国需要在工业创新方面取得突破。中国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方的模式，基本已经发展到了可能的上限。通过加强工艺流程创新，中国将获得劳动力生产效率提高、工资水平提升等好处。而更为根本性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将催生更加独特、存在更大市场需求的中国产品及中国品牌。这比之于单纯依赖于中国加工质量和成本效率的方式，将会带来更高的就业率和工资率提升。成功的创新将形成工业化国家之间“竞优”(race to the top)的格局，改变目前“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的现状。而低成本竞争，即“竞次”正是目前中国工资率维持低水平，中国工业产品制造成本被尽力压低等现状的原因之一。
二、知识产权价值的改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国家的先行仿效
每个国家都会随着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而相应地调整关于知识产权的策略和政策。初始阶段，大多数国家都会采用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这也是经济仍处于发展阶段，还在追赶技术更为先进的邻国的国家中的最为常见、最为盈利的策略。简单来说，因为一个国家自身拥有较少需要保护的知识产权，因此短期内保护知识产权的收益有限，而仿效其它国家的知识产权收益则更高。
上述情况并不能作为对抄袭知识产权的辩护。依照一国的法律法规，以及依照该国所缔结的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定等双边或多边协定项下的国际责任，未获得授权而在该国国内抄袭其它国家的知识产权的行为，可能是非法的，也可能并不是非法的。而出口涉及到侵犯其它国家知识产权的产品，无论在哪个国家，基本都肯定是非法行为。但是，抄袭知识产权的合法性和抄袭知识产权的经济动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上述情况也不能成为对抄袭知识产权的道德性评估。或许有人会争辩说：如果抄袭知识产权的产品并未吞噬知识产权所有人的产品销量，那么，抄袭知识产权从而在更低价格上供应产品，就并不损害知识产权所有人。如果这部分抄袭知识产权的产品只销售给那些无力支付正规商品价格的消费者，那么销售总额将会提升，而合法销售额部分并不会因此下降。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这个经济学术语，就是指未能实现的在高于成本的价格下销售更多产品的机会。销售以抄袭知识产权而生产的廉价商品的做法，或许可以减少这样的无谓损失。可以确定，这会让很多消费者感到高兴。并且这可以在不损害知识产权拥有者利益的条件下实现。再来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果未经授权而使用知识产权来生产救命药品，使得那些本来买不起正规救命药品的消费者亦能廉价购得这种未经授权的救命药品，那么，有人可能会认为此种抄袭知识产权行为在本质上却是非常道德的。然而，抄袭知识产权的行为是否道德与抄袭知识产权的经济动机，亦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三、知识产权价值的改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国家的后行保护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更为发达，且与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状况相近时，该国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抄袭对该国经济不再重要，对未来增长的贡献也有所下降。抄袭不再是普遍现象。这样的变化不完全来自贸易伙伴国的投诉，或者国内新法规的出台、新的道德问题关注，而是国内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要求。正如上文所述，新兴经济体抄袭邻国的知识产权的行为收益高、损失小。
该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比不过更先进竞争对手的产品，而且只有很小部分是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抄袭知识产权可以提高该国出口产品的质量，至少比其国内产品质量要好。随着时间推移，可供抄袭的对象在逐渐减少，并最终缩减至可忽略的程度。
与此同时，当一国减少仿冒知识产权时，也会开始创造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
显然，每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创新，不仅是为了避免经济增长的停滞，更重要的，是防止一步一步地落后于世界水平。苹果企业最近推出了第三代iPad, 配备有4G技术、更好的显示屏、更快的处理器、语音识别技术，以及更先进的照相机。
苹果企业再一次获取了创新的丰厚利润，而中国获得的不过是富士康加工厂员工的工资而已。有目共睹，苹果企业的股价在过去5年中实现了5倍的增长，而同一时期内，富士康的股价则下跌了一半。对于富士康以及任何其它中国企业，低成本竞争正变得日益艰难。随着经济的发展，每个国家都会逐渐意识到，总有其它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提供更为廉价的劳动力。
然而，只有当知识产权得到保护，且广义的公平竞争规则得到遵守时，一国才愿意投资于知识产权创造。更准确地说，无论是本国企业，还是在该国运营的跨国企业，只有当确信可以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确信可以期望获得应得的投资收益时，才愿意在该国境内投资。
美国是随着经济增长发达，逐渐实现了从知识产权的抄袭者到知识产权创造者和保护者的转型。中国也几乎肯定要走此必经之路。
目前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非因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道德，而是因为美国比其他国家从保护知识产权中能得到的利益更多。中国也将出于同样的原因，开始保护知识产权。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是因为其贸易伙伴国有如此之要求，而是因为其本国企业的要求。中国企业要求政府保护知识产权，不仅为了产品销售到其它国家时不会受到进口限制，而且也为了保障自身的产品研发，以便进入高利润行业，如消费电子商品、耐用消费品、航空用电子设备、客机制造、医药、生物技术以及生命科学领域。在实行投资决策时，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财务的重要性将在下面加以详述。简言之，企业需要相信竞争环境足够公平，以保证其可以获得投资收益;竞争环境也要足够稳定，以使其有信心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获得投资回报，以计算预期的投资收益。
如果中国企业要参与高利润额行业的竞争，它们所生产的产品就必须不仅与其它地方的产品同样好，而且实际上还要更新、更好。几乎所有的利润额，都被最热门的新产品所获得。药品专利过期后，价格就变得非常便宜。同样地，过时的苹果企业的技术贬值也很迅速。新的iPad 3定价与iPad 2持平。因此iPad3新产品发布时，各款iPad 2价格下降了16%至20%。同样，当iPhone 4S推出时，iPhone各型号产品价格降幅也超过20%。甚至在某些情况下，8G存储量的iPhone 3可以用0.99美元的价格获得。这个价格甚至远低于8G存储条的成本!但是，为了实现产品更新、更好的目标，需要产品研发和创新，以及对创新成果商品化的投资。
四、对知识产权的投资需要可预测的法律环境
基于创新的战略需要可预测的、稳定的法律环境。这是因为企业需要在一段时期内持续性地投资，以便获得投资收益。企业要确信它们可以事先规划，要确信如果从当前开始进行较长周期的创新投资，未来的商业环境会允许它们获得收益。
即使在最乐观的条件下，创新也总是具有风险的。由于以下原因，创新需要稳定的环境：
科研本身周期很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研究者对研究的结果，以及研究课题所需要的时间并不总是确定的。对医药科学、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等而言，尤其如此。长周期、高不确定的研发过程已是风险重重，绝不可再让企业因能否获得高风险研发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使之雪上加霜。
通过估计市场份额的增加、利润率的提高，以及这些市场份额和利润率能给它们带来的竞争优势的时间长短，企业才能估算出其创新投资的回报。此种关于创新投资回报的估算，要求企业明确知道它们确实可以获得这些竞争优势，并且要求法律环境足够稳定，以使企业得以估计这些竞争优势可以享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
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过程需要高成本投入。通常情况下，需要设计研发全新的生产技术，需要安装全新的生产设施。企业只有相信它们能够获得创新投资的收益时，才会进行这些投资。
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过程耗时颇长时，因为需要相关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以达到完全适应生产要求、运行完全可靠。无论对增量过程的完善创新，还是对根本的、开拓性创新，皆是如此。同样，企业只有相信商业环境能允许它们在较长时间内获得创新投资的收益时，才会进行这些投资。
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过程对合资企业和跨境企业合作而言，会更加耗费时间。参与合作的各方企业共同开发的创新技术也更容易被暴露和窃取。特别是，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而言，外国企业往往在创新方面更有经验，因此，合资企业的模式作为中国企业对创新所需知识的加快获取机制，对中国企业格外有吸引力。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外国企业在缺乏可靠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时间持续的确定性时，可能并不愿意让中国企业分享它们的最新研究进展。
如果企业不确定他们未来能够从今天的高成本创新投资中获益，它们就不会进行这些投资。企业总是可以找到更安全、收益更可靠的其它投资，即使这些投资与创新投资相比，对企业自身或对中国而言都收益更小。
即便是高科技企业也倾向投资于更安全的项目，如局部的技术工艺改进，甚至投资于房地产炒作，而不选择投资于新的电信或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因为这些更安全的投资可以给企业带来更高的风险调整回报率。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些投资也往往是过度投资、重复投资;在最不理想的条件下，这些投资甚至是投机行为，而且可能使通货膨胀恶化。这样的投资对中国或对中国产业的增长收效甚微。创新和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将不能进行，因为与创新相关的投资项目被认为风险调整回报率过低。
五、我们的建议
我们的建议很简单：
中国应当在效仿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的同时，也应效仿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例如参照美国或德国的经验;
中国监管部门和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应公开申明支持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保证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企业，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在平等、公平的规则下参与竞争。
中国法院和行政机关应在其司法判决或行政决策中明示：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企业在中国都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在中国的所有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企业，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都一视同仁。
以上这些建议意味着，企业研发创新性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保护，以防止来自外资企业、本国私营企业，甚至中国国有企业的不正当竞争。无论是外资企业、本国私营企业，甚至中国国有企业在中国投资时，在员工待遇、环境影响、注册、税务等方面，都应该遵照完全相同的标准。通过减少中国企业享有的竞争优势，却居然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这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历史经验支持我们的观点。当所有公司企业等都感觉对吸引资本有足够的保障，亦对投资未来的长期项目有足够的保障时，经济才能增长。
我们猜测还有一个领域，中国的商业政策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与西方的同行一样，中国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会在任期结束时进行业绩评估。同样与西方类似，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对长期投资的极大抑制，因为投资的成本是在现任领导人的任期内发生的，而投资的收益将归功于其继任者。我们在西方已经设计出更合理的激励机制来解决此种问题。我们有信心，中国同样可以做到。
其它相关的问题将由市场机制来解决。中国企业将投资于开发和销售最有吸引力的产品，提供给中国消费者，并最终销往世界市场。
外国企业也将在中国投资，将产品销售给中国消费者，同样地，亦会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销往世界。由此创造的良好机遇也将吸引那些目前移民于西方的，或者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后居住国外的大批人才回到中国。
我们有信心地认为，这些改进甚至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许多环境问题。当企业对其创新投资的安全性没有保障时，它们会尽快获取收益，并从速退出。这些不具有可持续性的投资，主要源于对中国的法律和市场竞争环境的担忧。尽快获取收益，从速退出，且无视可持续性的做法，必然会导致环境破坏。而着眼于长期收益的长远投资，则必然形成可持续性，并且减小投资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在后续专栏文章中会就此问题展开详细探讨。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中国的经济将在其国内投资、自主创新及国际竞争力方面不断迅猛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例篇4
浅谈新经济形式企业管理发展趋势
摘要：现阶段，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在经济日益全球一体化，网络经济、知识经济作用凸显的年代，企业经营与管理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的外部环境日趋开放，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文章就目前企业管理带来的机遇、挑战及应对措施相关问题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和分析。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网络经济;管理创新
1引言
管理与人类几乎同时产生，它产生人类社会的共同劳动和集体协作。作为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管理也是生产力，特别是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网络经济、知识经济作用凸显的年代，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企业经济环境不同，管理的作用也迥然不同。自20世纪以来，有三种因素对企业的经营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新经济特性的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现;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经济的出现。在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企业外部环境日趋开放，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如何加强管理，应对新经济环境下的激烈竞争，这既向我国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更为企业提供了实现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本文将对这三种因素给企业管理带来的机遇、挑战及应对措施进行分析研究。
2企业管理面临知识管理的挑战
世界经济的发展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企业经营与管理的环境也日益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企业经营与管理的环境的变化将对企业管理产生巨大影响，从而推动着企业管理的不断创新。
知识经济将使企业的管理基础向知识资本转变。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形态的转换，企业管理的思想、方法和制度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迄今为止，企业管理经历了以经验管理为特征的第一代管理、以科学管理为特征的第二代管理、以行为管理为特征的第三代管理、以现代管理为特征的第四代管理和以知识管理为特征的第五代管理。(IBM知识管理咨询公司的MarkW.McElroy认为知识管理包括强调技术重要性的第一代知识管理和更多考虑人力资源和过程主动性的第二代知识管理。)
企业知识管理就是将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管理的基础和核心，分析企业知识的存在形态和运行规律，以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提高其他资源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枢纽，以实现各种类型资本同时增值的管理思想、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就一个企业而言，知识有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两种形态，企业可以借助现代的信息技术和手段，建立公司外部知识网络和企业内部网络，以建立递增收益网络;并通过设立知识仓库、建立专家系统、建立决策支持系统和建立知识联盟，有效地管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知识资源，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而提高其竞争力。
由于知识经济是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基础的，知识在增加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在成为企业最为关注的，也是决定企业生存与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从而对企业知识资源的管理即知识管理已上升为企业管理新的重心。而知识管理是以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知识化为基础，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主干，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一种全新管理模式。
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知识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是人才。人对知识的掌控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管理创新，使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把人当作一种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特殊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发掘、科学地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使命。这些变化表明：知识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个人与企业共同发展是企业管理的新理念，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如何研究和开发知识密集型产品，如何积累和应用知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知识经济将使企业的管理战略发生变化。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企业的战略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在投资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投资于厂房、设备、生产线等有形资产，转到大量投资于人才培训、激励创新方面，生产和分配要向知识产品及服务倾斜;在竞争战略上，要注意拿起保护知识产权这一武器，把蕴含在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含量作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在成长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依靠规模经济谋求企业发展，调整到大力依靠无形资产的创造和增值来实现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即依靠智力扩张、知名度的提高、信誉的增强、形象的完善和最佳经济效益使企业经久不衰。
3企业管理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企业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此时，企业的生产管理活动范围将由国内拓展到全球，不能仅靠利用国内资源来谋求发展，而是必须广泛地利用世界各国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发展自己，以求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时，其生产协助关系也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合作伙伴;而且，企业的发展也不仅仅受国内经济形势、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要受到国际经济形势、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管理必须建立高效、便捷、可靠的全球化要素传输流动网络，采用各种先进的要素传输手段，特别是信息传输手段，否则，企业就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这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管理组织将呈现追求网络化、扁平化、柔性化的发展趋势，21世纪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将一改占主流地位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组织结构形态，中间管理层将失去原有的价值，企业的管理组织将呈现扁平状态，弹性化。这主要是由于现代管理技术和手段的采用，使得企业的中间管理层减少，中层和基层领导者的管理幅度增大。借助网络与信息技术，企业的每一个员工，虽然工作岗位不同、工作地点不同，但可以在同一时间与同一管理者直接进行沟通。扁平化的管理组织将直接带来管理费用的下降、管理效率的提高，同时还会极大提高员工的自主性与积极性。组织结构的柔性化则是指在组织结构上不设置固定的和正式的组织结构，而代之以一些临时性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式组织，借助组织结构的柔性化可以实现企业组织集团化和分权化的统一，稳定性和变革性的统一。
5结束语
总之，面临新经济环境的挑战，我们要分析、明确并把握企业管理发展趋势，把国外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与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管理模式，努力进行管理创新，提高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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