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地位在不断的上升，大家现在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了解有多少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中国市场经济分析论文篇1：《中国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分析》
【摘要】一个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聚集、配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分析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建立相关计量模型，并运用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应该采取措施规范股票市场,使而者相互促进。
【关键词】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协整分析
一、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有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提出了一组用以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在计算出有关国家的总体指标值之后，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发现，在人均实际GDP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阿切和约万诺维奇实证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发展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影响显著。莱文和泽尔沃斯结果显示，在股票市场总体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另外，在预定的股票市场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也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斯蒂格利茨进一步从流动性和上市公司融资成本角度分析股票市场的作用。他指出，股票市场分散风险的能力并没有理论上所论证的那么强。谈儒勇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韩廷春得到的结论是：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
股票市场可以通过分散风险、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监督经理层和运用公司治理、影响储蓄率等功能来减少信息和交易带来的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很快，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但是相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时间很短，因此发展程度很不完善。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为此，我们建立模型，利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1、变量与数据的选择
在此，我们运用莱文和泽尔沃斯提出的方法利用1998-期间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1)反映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情况的指标。第一个指标是每季的平均市价总值与季度GDP的比率,它用来反映股票市场的规模,我们用CAPITALIZATION来表示这一指标。第二个指标是每季的总成交金额与季度GDP的比率,用VALUE表示。每季的总成交金额等于该季度三个月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包括A股和B股)成交金额之和。第三个指标是季度周转率,用TURNOVER表示。某季度的周转率等于该季度的股票总成交金额除以该季度的股票平均市价总值。
(2)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的指标。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Y表示。使用季节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GY)作为季度经济增长指标。
2、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结果1：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1998年第1季度-第4季度)。
从图中可看出，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GY主要受上年同期的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GY(-4)影响，6个方程中GY(-4)系数都是显著的。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三个指标都不显著地进入增长回归模型中,不仅如此,这些指标的滞后变量也都不显著地进入增长回归模型中。这三个指标及各自的滞后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这告诉我们,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国外学者在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主流看法――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是不适用于我国的。
3、因果关系检验
(1)变量平稳性检验。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作检验，只有变量在同阶平稳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再对各序列进行对数化处理，新序列分别记为LREALGAPsa、LTURNOVERsa、LCAPITALsa、LVALUEsa。处理后的各数据序列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如下。
从以上检验我们可以看出，原序列水平序列不平稳，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的，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它们都是一阶的同阶单整序列。
(2)Johansen协整检验。由以上结论可知，我们所得到的经济增长和股票市场的指标均是一阶单整的，因而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在此，我们用经济增长的指标(LREALGAPsa)与股票市场的指标作协整，以观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等于vecm1，得到：vecm1=LREALGDPSA+78.90*LCAPITALSA77.50*LTURNOVERSA-77.61*LVALUESA
现对序列vecm1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序列vecm1是平稳的，验证了经济增长的指标与反映股票市场的指标存在着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与反映股票市场的指标作检验进行因果关系检验，该检验的判定准则是:依据平稳性检验中的滞后期选定本检验的滞后期,根据输出结果的P-值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概率。检验结果如下表。
结果显示,资本率、交易率、换手率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也不是资本率、换手率和交易率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了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股票市场的发展的关系不显著。
三、结论
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状况有深刻的关系。第一与股票市场的发展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关制度很不完善，股票市场不能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作用。第二是股票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甚至有歪曲信息以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这就扭曲了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不仅高,而且与实质经济发展状况相脱离,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非常强。。第四是上市审核制效率低下,我国股市的审核制基本上是行政性的安排,由于资源的稀缺,造成了种种寻租行为,上市公司质量无法保证,破坏了市场对企业的评价机制,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运行良好，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股票市场也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因此应该进一步规范股票市场秩序，使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 Atje,Raymond,and Boyan Jovanovic,1993,“Stock Markets and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April。
[2] Demirguc-Kunt,Ash,and Vojislav Maksimovic,1996,“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Financing choices of Firms”,The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May。
[3]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第10期。
[4] 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第3期。
中国市场经济分析论文篇2：《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的道德反思》
摘要：中国经历““””十年，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在经历这段法律虚无主义思潮之后，为了保障民主，弥补法律断层时期造就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倒退严重的过失，法律体系完善和知识增量取得了巨大发展。其局限性就在于法条和制度定位于法律“技术”和“工具”理性上，缺少对法律制度本体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考虑。
关键词：市场经济 法制 道德
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下，如何解决法律规范、制度“失效”问题?其实实质就是法律规范、制度的有效性、支配力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在初期制度设计和价值构建时遗留的历史问题，使得法治进程中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而就事论事的“经验总结”很容易使立法者急功近利。随着文明开化、人权意识的觉醒，这些依靠国家暴力机器等强制力支配法律难以从根本上推进法治化进程。根本上需要的是公民对规范、制度的内在尊崇，靠自觉行为完成规范、制度在在实际生活中的运行。这就需要公民对规范、制度的信仰作用，因为在人与人形成的社会关系之中形成的道德伦理观念对人的影响和支配力是巨大的，因为这不仅是约定俗成的，而且是对涉及自身生存环境的尊重，他们普遍认为对道德伦理的遵守就是自我的尊重。
面对当前资源紧张、人口众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想进入产品经济时代，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人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具体环节中的一员，摆脱不了经济发展形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强大的循环发展模式，在面对生存环境的急剧变化时，传统道德伦理面临新场域下的尴尬和困境，市场经济体制下道德调控失范，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道德滑坡严重，道德面临商品经济条件下严峻考验，道德面对新境遇下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何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屡见不鲜的冲破“道德底线”问题?如何解决“理性人”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缺失道德义务责任感问题?所以这不仅仅是发挥法律规范、制度惩戒教育价值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在当前法治条件下结合对市场参与者主体性深刻认识对道德进行重构，对道德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定位，使其规范化、制度化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这对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市场文明，提高市场参与者的道德意识，增强“理性人”的道德义务责任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对“理性人”之深刻认识
寻找人之自我意识，对人之本体不断反思和追问对解决当前“理性人”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下的行为决策具有理论指导效用，试图从理论上对“理性人”认知路径认识揭示出“理性人”定向选择的内在规律性，使道德主体意识之不确定性、内隐性、复杂性因而变得具有相对确定性、外显性、简约性。对理性人之本体认识不仅要具有共时性视角，还需要具有历时性眼光，通过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经纬结合定位才能更充分展现人性内涵之深刻、外延之丰富。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待这一问题，才能拨开云雾见青天，因为这是从内在进路挖掘出呈现在眼前的表征集合体的本质性认识。人性难以描摹，似乎不可定义，因为对人之本性进行定义不亚于惊险一跃，进行终极性定义更是不可能，但是，作为自我思维构造出来的概念赋予些阐释性话语是可能和必要的，对人之本性的阐释需要摆脱伦理范畴的限制，这是保持对人之本性的客观性认识的方法问题。作为社会存在的“理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摆脱不了社会关系网络，人离不开其组成社会。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像费尔巴哈那样认为人的本质为摆脱社会“自然人”而不是现实的人是虚幻的，没有现实基础。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进行的抽象理解，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本性深刻体现在其社会性上。而且从马克思对关于人的历史发展进程的经典概括中可知，人的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点上发展着起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取代，形成普遍的社会交换、全面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体系的第二种。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观念成了人之本性的阐释性话语，特别是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洗礼之后，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取代了以神为中心的观念，对禁欲主义的解除为物质享乐主义发展拓展了空间，使人类生活逐渐世俗化、现实化，以神为本位信仰统治时期的神秘主义影响式微。在信仰与理性的博弈中理性逐渐占了上风，信仰意识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秩序的逐渐建立，宗教价值系统的世俗化和制度秩序的理性化。在这种人文主义思潮之下人们的思想极大地解放了，思想观念的革命培育了个人意识成长的土壤;拓展了个人主义发展空间。当这种思想逐渐现实化为制度性产物，更是使人之主体地位获得无可争辩的的正当性，这种制度性产物保障进一步强化了个人意识，充分体现了人与制度对话的双向互动效果。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之主体地位已作为当然性前提存在着，对人之本体认识在不断推进着和发展着。
二、道德视域下规范、制度的重构
当摆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进化为商品经济时代后，出现了普遍的社会交换、全面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体系。这需要市场参与者主体之间的契约、共识才能得以完成，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提升，人的价值地位凸显。人们的活动范围、活动方式、活动能力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得到了拓展和延伸。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发展通过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意识无意识的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像有机体那样不断地新陈代谢。建立合乎于现代市场经济境遇下道德规范、制度具有必要性。因为在现代市场气息下传统规范、制度面临困境，如人与人关系淡化，心灵柔化，人际空间距离感增强，物质享乐主义现象严重，利益似乎成了调节社会关系的指挥棒，使具有共同利益之人结合;对立利益之人分离。因此新场域下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使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传统道德伦理面临困境。从根本上来说，既有的规范、制度一方面缺少正当性;另一方面缺少人对生命体验的关怀、对生活终极意义的回应，理性秩序下的信仰削弱，信仰逐步衰微，从而缺少对人之终极关怀的反思和追问，人们认为当前具有永恒属性的价值系统世俗化为金钱、权势，从而受时代气息影响忽视终极关切成为暂时。
社会进步不断出现思维革命、思想解放，虽然主体性意识得到提升但却造就了现代人高度紧张和压力。人们普遍越来越反感对精神的约束、思想的限制，他们极力想摆脱这种意识的束缚，这种精神“反抗”强化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淡化了对信仰的重视，特别是当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开放性格局下价值多元造成的思维混乱，充斥着各种价值观念，原有意识逐渐丧失了对思想领域的支配力，需要对人与人形成的社会关系之上传统道德伦理进行重新审视。要想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对传统道德范式结构进行转换，这种范式转换不能简单寄希望于进行全新知识体系建构，而是在充分考虑现实情况下，把握发展过程性，对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渐进式知识革新，以避免造成思想混乱，社会秩序失控，通过对一些根深蒂固道德确信进行功利价值引导，这种规范、制度一方面要结合特定场域之下人之主体地位的深刻解剖，在“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建立集人之终极关怀和自身意识道德规范、制度，在规范、制度构建中摄入人之关切的精神内涵，使之符合对人之认识二元思维模式即灵魂与肉体。
这种制度的设计需要超越特殊性，寻求普遍性意义规则共识。扩大重构规范、制度的创设性主体，尽量在制度社会时摆脱个人主义道德立场即个人价值、立场、观点等主观性影响。共同伦理基础的存在能够提升规范、制度的有效性、支配力，缩小人与规范、制度的距离，增强亲近感;共同伦理基础的存在才有共同信仰确立的可能，提高人对规范、制度的确信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建立理性秩序社会时信念缺失而为解决习惯性依赖的心理。这已不再是以神为信仰的再现，其实质性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镶嵌了对人之终极关怀而不成其为纯外在制度框架，注入了活力因子，以克服在经济利益杠杆调节下自我精神的丢失，精神空虚和信仰衰微，有效解决“物化”严重情况下人与人关系困境。建立起对人之内在需求外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将外在规范、制度通过长期性的施行、人们习惯性的遵守化为内在自觉意识和行为，增强个人道德义务责任感，提高自律成分，有利于提高公民道德修养和道德水平，发挥规范、制度的效力。
在规范、制度社会和价值构建时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1)创设性参与者主体地位平等，这是基本要求;(2)逻辑理性，即规范、制度设计上的技术性问题，逻辑自足以避免内在矛盾和“二律背反”，否则规范、制度的实践效用大打折扣;(3)实践理性，因为规范、制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具有现实基础的，现实基础能够有效解决生活价值问题而具有实践理性，提高正当性基础，能够有效避免制度迷信、让规范、制度承担负荷过重，以免超过其承受能力，陷入法条主义漩涡;四、在规范、制度构建时进行权利、义务资源合理分配，即通过实质性权利义务配置进行价值引导和规范意识的培养，有效调节纠纷，化解社会矛盾，通过这种功利主义规范、制度引导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为人们在合作与竞争、联合与对抗并存的复杂、变动不居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提供相对确定性的指引，避免在不确定条件下行为决策权衡“失重”。
在规范、制度设计时充分结合市场参与者主体的身份进行有效考量，建立起对人之本性自我扩张的限制性框架，防止自我本性的无限膨胀，而且这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可操作性规范、制度能够有效缓解人们对未来之“不确定”带来的危机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差异化分配存在以遏制一些试图挑战规范、制度的“越轨”行为者，这种规范、制度也是主体自由、民主规范化、制度化表现形态。从本体上提高自己的权威和公信力，树立人们对道德规范、制度的信仰，确立重构视域下道德规范、制度对维系社会和有效控制手段。
>>>下一页更多精彩的“中国市场经济分析论文”
p副标题e
中国市场经济分析论文篇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摘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二者结合上最成功的范例。在此过程中，如何理解和认识市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两者关系如何，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市场社会主义对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具有启示作用，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是市场社会主义诸种思想和模式中的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
[关键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东方战线的突破
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它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对称，从历史发展来看，商品经济由来已久，它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撇开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则可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市场经济则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与计划经济相对称。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形式和发达形态。也就是说：(1)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只有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才能成为市场经济;(2)市场经济是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建立了统一市场和市场体系的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3)市场经济是货币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商品经济关系货币化，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全面介入经济运行，才能形成市场经济体制;(4)市场经济是开放化的商品经济，当一个国家的商品经济全面对外开放，参与世界市场，融汇于世界经济之中，才能形成市场经济。总之，市场经济必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未必就是市场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商品经济又首先是在私有制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传统的观点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独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范畴。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对应的词句，那么的的确确，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似乎把市场范畴严格限制在私有制经济关系之内，只存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阶段。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沿着它的内在逻辑路线，便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激活和提高了生产力，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生产关系却无法容纳高速发展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必然爆炸，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者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在这里，虽然表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的社会形态不存在商品(市场)经济，但其深层原因“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未来社会实现的条件，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走向了消亡”。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即它所容纳的生产力总量充分实现之后才有可能，这其中就包含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并走向消亡这一前提。他们正是因为承认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所以才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的思想，并以推行“战时共产主义”而步入极端。但列宁勇于面对当时经济、政治困难的现实，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义无反顾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作为列宁的后继者，囿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认识，未能坚持和发展列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思想，他在1928年决定抛弃新经济政策的同时，转向排斥商品生产和贸易自由，只允许在个人消费品方面存在极其有限的商品交换。然而，斯大林的这种思想也并非铁板一块，他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也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的必然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生产和流通。另外，我们还应关注一下布哈林的“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在1929年4月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陈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关系的意义：“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许多许多年。我甚至要说，市场联系形式将长期的是经济联系的决定形式。”这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深层阐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思想并不被那个时代接纳。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的毛泽东，虽然一开始就继承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计划经济理论，但面对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决心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毛泽东根据新的形势，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管理的体制。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存在，要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在经济体制上做过几次调整与改革。诚然，由于毛泽东的探索总体上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框架，这些可贵的思想闪念未能继续深化，甚而发生““””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事件。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大胆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他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个谈话，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是超越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于某些历史原因，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公开发表，因而人们常把1992年的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关系的确认。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把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作出了新的概括，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二、市场社会主义――西方战线的求索
在马克思主义者探讨商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问题的同时，在西方的另一条战线，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也在进行求索，这个求索卓有成效的成果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起。
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市场社 会主义是这样界定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的表述似乎更加全面，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由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有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一个世纪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50年代是市场社会主义初步形成的时期。针对苏联高度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进行了全面否定，认为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不可能全面实行经济核算，不可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合理配制，是一条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通向奴役之路”。对此，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12539;兰格起而反击，他所回应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可以通过确定价格(和社会主义企业的制度环境)来代替市场，然后通过重复性的‘试错法’程序来调整这些确定了的价格，用以反映供求的波动情况。因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是可能的。”并进而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该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兰格模式”：生产资料当实行公有制，但小型工、农业可保持私有;要求建立不完全的市场体系，既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也存在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实行国家、地方、家庭参与的多重决策体系;实行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值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价值由中央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竞争的方法来决定。该模式虽然有明显的计划特征，但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二)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80年代。主要是一些东欧、苏联经济学家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组成的“市场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的锡克在《社会主义下商品的货币关系》中分析了宏观、微观商品经济的不平衡。其中宏观的由计划调节，微观的由市场调节。这一时期，除了理论上的探讨外，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先后突破苏联计划社会主义模式，从50年代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西方被称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东欧进入市场社会主义的“黄金时期”。
1南斯拉夫“自治式”市场社会主义实践
在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是最早实行改革的国家。以1965年为界，南斯拉夫的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工人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1950年6月27日，南斯拉夫议会通过了著名的《工人自治法》，规定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把生产资料交给劳动者集体支配，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自治”，企业可以按社会计划的基本比例，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制定生产计划等。这“标志着从指令式经济开始转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一步”。
1965年6月27日，南共联盟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标志着从“工人自治”走向“社会自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宗旨是：市场和价格更自由地起作用，企业的权限进一步扩大，把国家掌握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基金交给企业掌握。这次改革还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之间是市场关系。
南斯拉夫的这场市场社会主义“实验”最早在实践领域突破了苏联的计划模式，尽管经济成效并不明显，但它为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2匈牙利“调节式”市场社会主义实践 1964年9月，匈牙利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年12月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决议》;1966年5月又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原则》。经过五六年的准备，从1968年1月起，匈牙利开始进行全面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匈牙利坚持把计划管理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并作为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即通过商品关系、银行信贷、价格、税收等渠道来调节企业的生产活动;从组织制度上扩大企业自主权。
匈牙利的改革成效比较明显，国内呈现出市场繁荣，供应充足，人民消费增长速度加快的局面，对外贸易也增长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如企业虽然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间接的行政干预强化了;政府对大多数物价实行限定，打破了市场物价问的互相依存关系;国家投资决策不仅涉及服务领域，而且涉及市场经济生产领域等等。这充分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这个时期，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有新的进展。1960～1970年，波兰进一步削减了中央计划中的指令性指标，加强以联合公司为经济核算单位的自主权;80年代放弃了统配体制，企业实行自主、自治、自负盈亏。民主德国于1963年通过《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新经济体制准则》，强调经济管理机关要充分利用经济规律，大力推行完整的经济杠杆体系;1979年颁布联合企业法，扩大联合企业的自主权。捷克斯洛伐克于1968年4月发布实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提出建立“适合捷条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目标，并于1978年在12个大型经济单位进行效率和质量管理方面的综合试验。
总的看来，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聚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潜伏着危机和不安定因素，以至于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国家也迅速分崩离析。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开始彷徨，有的甚至起来否定自己。但毋庸置疑的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以许多启发、借鉴，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史料来源：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性机制”思想，为我国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启示;其次，在理清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把市场运用到社会主义中去，为我们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来源。再次，市场和计划不是地位平等的发挥作用，但市场也不排除计划，两者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到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主导力量。而计划就体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
(三)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其研究中心又回到了以西方为中心，英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热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联姻”论，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二是主张启动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机制”论，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无论是“联姻”论，还是“主导机制”论，都是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新认识，目的在于弄清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一度陷入“危机”。能否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它从效率、平等和民主等方面都比现代资本主义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又能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呢?西方左翼理论家们在沉思之后重新举起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旗。东西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探索中认识到，市场经济虽然是私有制的伴生物，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甚至是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物)都没有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本身是中性的，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只是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分化出不同的思想与模式。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扬弃――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
市场社会主义派认为，试图把公有制与市场化结合的做法，是一种幻想。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一种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形成。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明确规定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又作出了新的概括，主要表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五大《报告》指出，在今后的十多年中，“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行为约束机制等等。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原则分歧，但在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上，两者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而资本主义市场则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往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及由国家控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财产的私人所有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收入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鼓励先进、提高效率、展开合理竞争，同时又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对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WTO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1992年9月份结束日内瓦谈判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说，我的回答是我们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是赞成竞争的，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经济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必须兼顾在竞争过程以及竞争以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兼顾那些弱势群体，必须兼顾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分配的平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和其他国家市场经济的区别。但从经济体制上讲，我们是市场经济。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经济体制将更加市场化。一些经济学家也曾不约而同地提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怎样做到)“市场经济+更大的社会公正”这一观点。为保证社会公正，协调地区发展，政府会通过自己的调节机制和社会政策，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论从名称还是从内容方面都坚持“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统率，政府可以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又力避对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人为干预。创造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和公平的社会环境，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忽视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热衷构建纯粹的经济模式;有的放弃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向资产阶级妥协以换取执政条件，“社会主义”仅仅成为一具示人的“空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扬弃，是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创新。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实验”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呈现出勃勃生机。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也仍然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生产盲目性导致的生产过剩现象有发展趋势;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并未得到有效调节;经济利益与环境的冲突经常发生;失业增多和贫富分化的趋势加剧;拜金主义和腐败现象成为公害，等等。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和接受实践检验。